环境哲学的根本点在于通过伦理学努力大大促进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与调整，这一活动无疑强化了当代生存论哲学的生存论自觉。因为当代生存论哲学的基点就在于重新认识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一种新型的人地观念。在环境哲学中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联特别值得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建构考虑并利用。当代人类生存方式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的转换，其中最基本的转换无疑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与理解。在这个意义下，纳什的如下见解是有道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应被看成为通过伦理学加以调节和约束的道德问题，这种观念的诞生乃当代理智史上的最卓越的见地之一。”[148]实际上，自然观的伦理学转换不仅只是学术界的一种趋向，同时也成为人类性、国际性的政治理念。早在联合国于1980年发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里就明确写道：“如果要保证达到资源保护的目的，就必须根本改变整个社会对生物圈的态度。人类社会若要和它们得以共存和得以与自然界幸福地共存，就需要有新的合乎道德规范的、相互接受的动植物和人。”正是基于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刻反省，环境哲学主张深刻认识自然，并转换传统的自然观，这种转变的实质就在于“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作人为生产而利用支配的对象、素材的片面自然观，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149]。自然不是作为认知世界领域的无限的对象，而是作为生存领域的有限的环境，而作为我们置身于其间并依靠于斯的环境，具体说来就是指地球以及通过地球生态成为我们生存空间的外部星空。环境（Surroundings）绝不是与人的生存相外在的，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内在要素，而且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人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因此，“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僵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在只有人才是能动的、自然是受动的那种人对自然的单方面作用的关系中，而应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来理解这一关系”[150]。许多生态人文主义者都认为，人以及整个生物圈的生存陷入困境，其原因倒不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已经足够。恰恰是相反，人过多地专注于对“自身”的认识而忽略了对自然的认识，既忽视了对自然本身的认识，也忽视了对人自身自然本性的认识，这就扩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事实上，对自然的认识才导致人对自己的认识发生决定性的根本变化。“对自然的知识是人的行动的基础，是改造现实的基础。对自然的认识导致我们对我们全部的生活条件、对我们的生存承担责任”[151]。为了能够真正理解生存，就必须重视自身与别的生物共同的自然本性，重视人生存的自然本性。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人的形象确实没有全面地表现人的本质，但对于我们认识人的自然本性确实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由于夸大“人”的超越性意义从而漠视了其自然本性。对自然的认识永远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