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兴起的语言分析哲学运动对生存论哲学及生存理解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对个体生存观也起到了一定的治疗和校正作用，但依靠语言哲学并不能完全代替生存论哲学的努力。
应当说，在生存主义哲学之后，生存论哲学更主要的是融汇于语言学哲学的背景之中。当哲学家们在思考生存时，总是要求在语言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语言不仅标示着生存，而且语言本身就蕴含着生存的深度和意义，对语言的词源学及用法的分析同时也就是对于生存论的结构分析。因此，在此意义上，语言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展开了一种可称之为语言生存论的领域。
语言分析哲学大体有两个主要背景，一个背景是欧洲大陆哲学，在这一背景中，生存的内涵与语言的历史性相汇合；另一个背景是英美分析哲学，在这一背景中，生存通过与语用的结合表达为对生活形式的内在承诺。这里不妨分别以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阐发语言哲学对生存论的承转意义。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已经明确认识到：“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建构中有其根源。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就是话语。”[105]所谓话语既是关于某物的谈论内容与方式，又是“解释和描述的根据”[106]。生存与语言的源始关系在话语中呈现出来，“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建作用。”[107]从这一意义而言，话语构成“生存之道”，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并未特别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在那里，话语倒是作为凸显诸如倾听与沉默等富于生存论意蕴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而在所谓从此在存在论向语言存在论的转向（kehre）之后，海德格尔实际上是要求穿过承载着生存之道的话语，而直接向历史性的语言还原，并从这种还原性的追溯中寻求存在之道与生存之道。此在存在论也由此转换为语言存在论。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存在之在场之庇护”[108]。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无疑具有存在论意义，只有它才能“给出事物的本质”，我们不妨剖析海氏关于存在与语言关系的如下断定。
（1）“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里的“物”，按海德格尔的理解，并不是精神与物质二分意义上的“物质”，而是一切物的总称，物“指任何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当下存在者”[109]。神本身就它与自然相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物”，相比之下把技术化的物件称之为“物”却不免让人踌躇，理由就在于我们称之为物，并且赋予其名的存在总是意味着与人的生存具有源初的和内在的相关性。而“名”即最初的语言的存在，或者说语言乃存在的承载者，正如老子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首次把存在者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110]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者曾被看成存在的假象，但它实际上就是指那些缺乏自身超越性的实存物，实存物常常由语言携带，并且反过来使得语言滞着于某种实存状态，但语言本身的流动性意味着它必然要超越这种状态。语言的短暂的停留表现为名称，语言通过名称与存在者发生关联，但又不应该将名称等同于语言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万物所命的名仍然只是形式，其内容则寓于流动性的且又总是归之于其源头的语言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