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当代生存论哲学也没有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哲学领域的关系，尤其是没有自觉意识到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这使得已经呈现出来的生存论道路其意义大打折扣。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能够展现出生存论应有的历史方向，主要原因在于其生存论过于局限于感性个体的生存体验，过分强调生存的非理性。生存论是由生存主义哲学开启的，但生存主义哲学缺乏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生存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置入了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和感性化的立场，这一立场必然导致生存论哲学陷入僵局。克尔凯郭尔（部分地包括叔本华）提出了生存论转向问题，但其哲学中蕴含的病态的精神气质以及超验神学立场，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开启这一转向。尼采把个体主义生存论发挥到极致，而且，由于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以及超验的神学传统的彻底反叛，尼采的意志哲学也为生存论开启了一个可能的新方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同样也赋予了强力意志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意义。生命哲学强调对生命的直觉与体验，强调人的生命的自我理解与阐释，但是对人的生命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性生存的高度，更没有把生命哲学自觉地提升到存在论变革这一思想高度。按照海德格尔对词源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他是不可能赋予仅有拉丁词根的“生存”以一种存在性的地位的，“生存论”也只是展开其“哲学之思”的“场域”。事实上，“生存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只是作为形容词，而不是作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专名而使用的。[16]在雅斯贝尔斯那里，“生存论”则是“大全”借以澄明自身的背景。萨特则干脆将生存论还原到实体性的存在论模式中，他似乎并不清楚生存论在整个当代哲学变革中的真正意义。就是说，生存哲学并没有能够确立起生存论来。生存哲学之后，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以及环境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生存论哲学，或者在生存哲学意义上进一步推进个体感性，如后现代哲学，或者转移生存论哲学的方向，如语言哲学将感性个体存在论转移为语言生存论，或者是从主体性问题回溯性地思考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如环境哲学。而且这些努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但是，这些努力仍然缺乏一种理性与建设性，而这种理性与建设性必然是奠定于人生存的历史性与实践性之中的，包括由这一历史性与实践性所支撑起来的健全的人类整全性与积极的生存态度与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展现生存论哲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就必须把生存论的理解与马克思历史的实践哲学内在地贯通与融合起来。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里，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实践哲学进一步“还原”到根本的唯物主义或无神论的哲学立场。这种还原当然不是把马克思实践哲学还原到旧唯物主义水平，而是要凸显出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深远的历史性，这就是揭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深层的理论变革意义。
我们经常称马克思建立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新唯物主义”为“彻底的唯物主义”。那么，这里的“彻底”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显然是需要深入琢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