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来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的重大哲学意义。考察当代哲学的实际情况，对人论、生活世界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学哲学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些哲学领域之间也呈现出很强的互释效应，但是对于实践哲学的自觉却很不够。在很大程度上说，当代哲学在强化人论、生活世界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学哲学时，实际上往往忽略了这些哲学领域与实践哲学的总体性的联系以及相互关联。人、生活世界以及文化，本来只具有问题意识转换的作用，但在当代哲学中，这些随意性很强或赋予了很强随意性的概念却被放大成了哲学不证自明的基础，成为哲学理性最终的裁决者，同时也构成对自身意义的反讽和消解；语言学转向本来只是意味着哲学内部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的转换，但在当代哲学气氛中，却意味着研究功能与研究目的整体性转换，语言在很多场合下被直接看成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但对语言的实践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却难以得到有效展开。正因为如此，上述诸多转变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僵局。要走出这种僵局，就必须重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性变革意义。但这并不仅仅只是通过强调实践哲学的重要性所能达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践哲学所强调的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实践哲学应该达到的理论形态建构是有一定差距的。作为思维方式变革的实践哲学实际上完全可以简化为实践观。一种观点尚不足以支撑一种哲学形态。实践哲学的理论形态上的旨向必然是与当代哲学理论基础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实践哲学必须要进一步考虑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的基础性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又需要对生存论问题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有一个深刻把握。理论的建构与理论的走向总是勾连在一起的，生存论之所以最终被消解在其他哲学路向之中，恰恰与它没有及时地寻求到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关联有关，也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楚生存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才可能展现生存论哲学应有的历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