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深达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并且形成了一种具有很强解释效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存在论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同时体现在两方面：思维的自足性与语言的自足性。在思维方式中表现为：以逻辑代替事实，相信仅仅凭据逻各斯的力量就能解决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问题，因为精神的规定性同时就被赋予了逻辑的规定性。“这种精神的运动，从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又从这个规定性中给自己以自身同一性，因此，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10]这意味着，存在论在概念体系上的封闭性恰恰是由其理论上的自足性决定的。存在论在理论上的封闭性与自足性也必然表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地规定的概念与日常语言中的概念的区别是，日常语言的概念是从这个概念所指的对象方面得到其意义的，而逻辑的概念则是从其与其他的逻辑概念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逻辑概念的意义就是它的逻辑规定性。本体论通过把一切概念转变为‘所是’和‘是’，使‘是’成为统摄、包容一切‘所是’的最高、最普遍的概念，从而使它们都成了逻辑的概念。”[11]但是，这样一来，人类文化存在的多种形式势必会简化为某种单一的逻辑与概念形式，从而无视生活世界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形上理性的自足性来自对人类智力和知识能力的无批判的信赖，这说明，在理性的意义上，存在论问题最后仍然要诉诸认识论。然而，恰恰是认识论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独断论倾向说明，通过认识论化不仅不能破除反而会助长存在论的理论封闭性与自足性。在破除存在论的理论封闭性与自足性方面，康德哲学起着巨大作用。按照康德的思想，纯粹理性本质上就是一种仅在现象界以及科学认知领域才有效的理性（知性），一旦进入人的实践领域，理论理性（知性）便是不可能的，这从形式上看就否认了理论理性在实践领域的可能性。而实践领域，其实被看成了实践理性发生作用的领域，这意味着康德在人的活动的两大领域，即知性作用的科学认知领域以及实践理性发生作用的精神生活领域划分了一条边界，存在论无益于支持认识论。正如人们在实践领域之内解决精神信仰以及意志自由等问题并不需要认识论支撑一样，康德对存在论的批判实际上在存在论的理论自足性与封闭性方面打开了一条缺口。但黑格尔正是通过将存在论方法论化（与此同时也将方法论逻辑学化）从而解决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同一，使得存在论的理论封闭性与自足性再一次膨胀起来，而存在论本身也陷入自我解释困境。
传统哲学存在论包含着如下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终极性问题意识的自觉导引。人们对世界本原问题即终极存在的强烈兴趣与关切是哲学发生的问题意识。哲学源于惊异，存在论问题源于对存在问题的执拗而充满疑虑的追问：存在是什么？存在何以在？存在竟然在？问题的提出必然要求我们超越事物的实存状态，概括性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并最终从对世界根源的一般规定走向对存在本质的抽象规定。这是一种穷根究底、永不满足的追问，这种追问铸就了传统存在论的理论至上性与终极性。人总是不可能满足于一个实存的世界，这一实存的世界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又总是一个匮乏的和受限制的世界，人们强烈希望知道这一世界之“外”的世界，从而设法让无限世界不断“成为”人的生存世界。似乎只有从“无限”世界那里为有限世界的存在寻求一种根据才算踏实。这大概是哲学追问的理论旨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