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德里达与福柯并不是要否定人生存的价值。对人的关怀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项精神遗产，已注入后世每一位法国哲人乃至当代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骨髓之中，对于德法思想家尤其如此。后现代哲人也不例外。在德里达那里，“人之终结”是指任何一种通过形而上学方法构筑人的生存的“人学方法”的终结，至于人生存的理解方法并没有为人寻求到。对福柯来说，“人之死”，则是指自近代就已形成的与“人”这一话语凝固在一起的知识形式的结束，要寻求真实的个人，就必须避开这些知识形式的约束，弄清人的真实的历史。说到底后现代哲人所追求的仍然是他们自认为真实存在的个体。后现代哲人看到，迄今为止，哲学理性所达到的所谓整体性，都是一种抽象的整体性，都是以抽掉个人的真实性为代价所换来的。启蒙哲学（不仅是指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在广泛的语境下也指所有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确实以某种浪漫式的深刻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对于未来的渴望，但却放任并助长了种种日益逼抑个人生存的意识形态：诸如打着整体利益旗号的极权主义政治、唯我独尊的技术理性、物欲化的消费时尚、假冒着“大众”的大众文化等。而且，正是上述意识形态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同一性，遮蔽着个人真实性。
很明显，后现代哲学并不怀疑个体生存观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为存在的中心——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基本信念。但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体生存中心化的实现程度，特别是那些限制个体成为生存中心的具体条件。
要评价后现代哲学的得失还为时尚早，它是否能够融入当代人与文化的内在理解，并生成一种直接有益于新世纪哲学与思想重建的思想资源，仍然有待时日。比如，后现代哲人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模式的清理，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个人真实性的不懈追求，对生活世界的重视与关注，实际上已经向人们显示出了生存论的基础意义，但也许是出于对基础主义的深深厌倦，他们并没有将生存论明确地提出来。事实上，后现代哲学的有限性恰恰就是为他们自己一直强调的，但他们只希望在推动人们形成一种赋予思想个性的运动中有所助益，而无意于把某种看起来还算精明的解构策略推广开来，更无意于在哲学基础的重建方面有所建树；后现代哲学始终强调自己的边缘性。因此，也只有在看到后现代的有限性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后现代哲学对生存论的态度：后现代哲学强调的是真实个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个体性对生存总体性的解构与挑战。但是，就像一切后工业时代的哲学及文化样态都少不了被模式化和时尚化一样，后现代哲学更是在劫难逃：在一个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被大众文化所支配的时代，后现代哲学对个人真实性的不懈追求本身就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在鼓励和张扬人们的个性意识，与此同时也确证和助长着大众文化对人的自我意识的麻痹。也许，人的创造性及自我意识能力并不像人自己所期望得那样高，对大多数现实的个人来说，平庸总是最真实的一面。但是，在一个特定的鼓励创造和个性的氛围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装出一副富于创造与个性的形象来，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迎合了某种时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哲学既可以帮助人们识别某种虚假意识形态，也可以为我们不得已的弄虚作假提供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辩护。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后现代哲学都没有能够超越具体的生活样式。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哲学并没有带入一种真正的批判意识，尤其是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关于生活形式的历史理性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