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后现代哲学并没把“人学”当成一回事，他们关注的是一种当代哲学演进的事实状况，这就是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换，并通过这一转换关注人的问题或作为问题的人的生存。从意识哲学走向语言哲学，是现代哲学范式的一场深刻革命。“语言符号先前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然而符号意义的中间领域现在展现了其特有的尊严。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性头上转移到语法结构身上。”[123]与语言学哲学的旨向相关，哲学的根本概念不再是存在和意识，而是语言及其用法。“语言学转向尽管使理性和同一性思想发生了转型，但并没有把它们从哲学讨论中驱逐出去。”[124]同缺乏所指性的存在、理性、意识、形而上学等传统哲学主题相比，语言学哲学似乎为哲学寻找到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地平。但语言的存在论化实际上也赋予了语言过多的期望，对语言的溯源，对语言用法的澄清都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和反映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本质上是属人的关系，是人的生存意义的投射，语言必然是关于某个事物的语言，这种语言本质上是人的生存。从更为真实的意义上说，语言的存在意味着人特有的交往实践方式，对语言的分析，实际上应当包含着一种对语言内在的生存论意蕴的领会与学习过程。因而，如何超越语言哲学，或者通过解构哲学破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与语言方式，也就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思想使命。
后现代哲学的入口仍然是生存哲学。在对感性个体的强调上，后现代哲学其实是生存哲学的进一步延伸，而在对传统哲学的理解和反叛态度上，也直接秉承了生存哲学，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具体的入思态度上又与生存哲学有很大差别。海德格尔等生存哲学家们所思考的个体体验仍然无法摆脱一种总体性，就是说，这些哲学家所强调的个体仍然只是无差别的个体，或者说他们只是强调作为个体的生存体验所具有的存在论地位。但正是这一点为后现代哲学所不满，认为这根本就没有深入到人作为个体的内部。后现代哲学认为，生存哲学对感性个体的追求事实上不断带出了新的形而上学“幽灵”，这些哲学家不看人生存的现实，仍然在假想着一种人的抽象的本质规定：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是“孤独个体”；在尼采那里是“超人”；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此在”或“语言”；在萨特那里是“自为的存在”，等等。而这些东西尤其是在潜存于这些概念背后的追求本质的抽象思维方式，在后现代哲学看来，是应该彻底废除的。人的本质之类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也不需要人性假设。要研究人的问题，要么直接面对人的现状，要么直接对人的历史进行实证式的考察。关于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曾对尼采所谓超人观点提出尼采是“最后的形而上学家”，然而，德里达在《人的终结》中则把矛头直接指向海德格尔，称他仍然没有摆脱形上逻辑，仍然在寻求一种“人的共同尊严”，因此宣称海德格尔才是“最后的形而上学家”[125]。福柯干脆宣布，那种在思维方式上由整体性所支持的，而在知识形式上由主客逻辑所建构起来的“人”已经“死了”：“人不过是一项晚近不到两个世纪的发明，它只是我们知识中的一个新的折皱，一旦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将重归于消失。”[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