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生存信念的形而上学本身是永恒的，而其具体的理论将随着人及其自我意识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因而其具体的理论确立方式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其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当某种具体的理论确立方式严重阻碍了对生存信念的表达时，这种理论确立方式就需要破解甚至废止。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哲学不再满意于以异在的实体存在论方式确立人的生存信念，转而要求以自为的方式确立生存信念，是有其必然性的。当代哲学的努力，正是旨在将形而上学的终极信念与终极关怀价值，从与实体存在论的过分黏着中解放出来，并还原到生活世界之中，进而使形而上学成为生活世界的内在追求。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努力又只有通过实践-生存论的理论构造才是可能的。
当代人类生存活动的根本变化是从抽象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自觉转换，其实质是从非历史的、非社会的活动转变为现实的、历史的、社会性的活动方式。实体存在论之所以必须予以废止，就在于它无法跳出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建构与解释模式，它只能用来解释抽象的和实存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只能局限于分析人生存的外在矛盾，一旦深入到生活世界，面对人生存的丰富的内涵，它就无能为力了。而实践-生存论恰恰是通过人们现实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直接切入生活世界及人生存的内在矛盾，通过具体阐释人生存的意义及其实现过程，从而表达对自为的生存信念的理解与追求，把生存论关怀自觉地看成通过人类解放所实现的人、社会、自然整个生存论系统的自为的统一。
实践-生存论所包含的是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其中，实践-生存论既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也直接表达着根本的生存论旨趣。实践-生存论直接就是一种新的哲学样态的存在论基础，这一存在论就其结构而言，就是指在生活世界之上所形成的并且是历史性地确立起来的人、自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个生存论系统。其中，作为这一存在论的基本范畴，实践、生存、人、自然、社会、历史以及生活世界都不是实体性概念，而是流动性的、开放性的和历史性的。这些范畴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历史性保证了实践-生存论作为新哲学的存在论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历史性，同时也保证了存在论在功用上直接表达出对于人生存的终极关怀价值。
作为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实践-生存论并不是用某种既定的理论模式建构起来的，而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实践生存论所指认的不过就是人生存的历史，是人生存面向历史的结构与功能。它没有实体性的存在论结构，因此就不能用实体存在论的模式去理解，但它对一切人生存的实践活动却具有一种存在论性的理论承诺功能。实践-生存论是直接根植于生活世界并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历史理性批判从而展开和确立起来的人类性的生存论结构。通过实践-生存论，形而上学既寻求到了它与生活世界的内在亲和性，又实现了它对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这样一来，实践-生存论也就把作为终极信念与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直接还原成了人生存的历史性的理想与境界。这是实践-生存论作为一种理论建构蕴含的人文理想，这一理想既是人类生存的高限，同时也是当代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基本地平。
实践-生存论也是马克思参与和引导整个现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与建构的实际思想结果。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践-生存论，这一构想是我们结合整个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问题，从马克思哲学思想中读解出来的并且也是内蕴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实践-生存论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理论结构，而是直接向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开放的动态的结构，或者毋宁说就是不断实现其自我超越和内化活动的人类生命运动的自我阐释与理论表白。当然，实践-生存论同样也不应该是人为设定的、可以随意变化的理论假设，而是表达着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性，实践-生存论因而也是对于人自身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建构。在此意义上，实践-生存论有理由成为当代多元文化交互涵化与融通的理论基础，但它恐怕不应当成为所有文化样式的先在的霸权与宰制形式。种种文化样式的具体融通过程，尤其包括诸多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过程，主要还应取决于这些文化样式或文化传统自身的当代转换，在此意义上，实践-生存论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引导作用。
实践-生存论仍然有待于历史的建构。因此，把实践-生存论看成当代哲学生存论自觉的真正目标，并不意味着当代哲学已经完成了存在论变革。断言当代哲学已经完成了存在论变革，就像断言哲学的“当代”已经终结一样，原是十分轻率的想法，以为通过马克思哲学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存在论变革问题，本身就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对整个当代哲学的巨大意义。因此，如果把实践-生存论看成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目标，那么，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的过程，这一过程所蕴含着的其实正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正在进行却又永无终结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