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是与哲学在本质上的求真求善精神关联在一起的，它源自对世界的好奇与追问，是关于世界根源问题的追根究底式的探讨。但作为一门学问，形而上学恰恰是把这种本原式的和生成意义上的探讨抽象为本原式的和存在论意义上的逻辑构造，而这种构造反过来就成为一种前逻辑的设定。因此，超验性成为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而概念性则成为形而上学的存在方式。离开了存在概念的演绎和体系性的构建都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进一步说，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传统哲学得以存在的根本。笼统地讲，传统哲学有两大特征：一是理论精神上的存在论诉求，并且存在论本身特别适合于在宗教神学领域内加以运用；二是理论形式上对认识论的依赖，通过认识论的方式建立一种关于对象世界的客体化图式，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方式确立起哲学方法论的中立性。实际上，传统哲学的上述两种特征正是基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意义在于：首先它确立起了一种超验世界及其解释模式，也奠定了文化传统的超验性，从而为超越有限的经验世界提供了一种存在论和信仰上的根据（在传统的生存样态下，这也是一种生存论的根据），其次是形而上学本身也建立起了一种追究事物本质并探求客观性的认知模式，进而形成了一种顽强支撑人类求知及其展开科学认知世界的理性主义致思取向。但其缺陷看来也日益明显，关于这一点，张曙光曾做过这样一种概括：
无批判地迷恋超验的形而上学，包括无限地拔高人自身的能力的主体形而上学，并以之作为自己安心立命的根基，这反映了人们尚不能自觉地理解并运用自己的心智和能力于自己的生活包括正视自己生存的有限性、不确定性，说明了人们心智和能力的某种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既如同缺乏自主生存能力的少年儿童总是相信童话崇拜“偶像”，也如同生命力旺盛的青壮年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以为世上没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而由此产生的“形而上学”固然有给人以生活信念并鼓舞人向善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主要却是让人得到情感上虚幻的满足。因为它掩饰了人的真实的存在，遮蔽了人性的缺陷和弱点，又通过许诺给人们一个无限光明、尽善尽美的恒在的世界和作为这个世界主人的“大写的人”，助长了人的天真和简单的乐观，甚至助长了人的虚矫和妄想，从而使人走向否定自己尘世生活和肉体生命的歧途。[59]
上述概括指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超验本性及其神学根源，并且剖析了这一传统与传统时代人的受动的生存境遇的内在关联。这主要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而言的。不过，传统形而上学其单纯性的理论外观并不是由于它在理论上“不能自觉地理解并运用自己的心智和能力”，而在于形式化的理论外观所蕴含的理论深刻性，而这点恰恰与形而上学表征着的抽象思辨性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形而上学的形成不能归之于人的心智能力的不成熟，形而上学反映了人类文化的高度的思辨能力与水平，而这一点恰恰又是与发达的认识论传统结合在一起，没有认识论传统，就没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当然反映了一种信仰上的需要（这是形而上学之所以成立的动力所在），但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一门被人及其文化系统接受的学说，离开了逻辑过程是不可能的。在形而上学所涉及的范围内，它实际上展示了一种高度的知识综合与抽象功夫。更为重要的是，深究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与超验性，并不能得出形而上学是反常识的。当我们批判形而上学时，还必须关注它的根源就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