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是指人的生存活动方式，是人生存的特质所在，人的生存活动是通过实践方式展开的，因而也需要由实践来阐释，而实践本身就蕴含着人的生存论结构，也只有通过这一生存论结构的分析，实践活动所指涉的人的意义、价值，才能够揭示出来。而实践所蕴含的生存论结构，则直接构成实践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仅仅在思维方式上去理解实践哲学，只不过是看到了实践哲学的外显形式，而只有深入揭示和阐释实践哲学所蕴含的生存论结构，才可能真正深入到实践的内层；是实践-生存论内在地承载着实践哲学，也只有深入到实践-生存论，实践的思维方式方可拓展到其应有的深度。
从生存论存在论上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本身是有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根据的。熟悉哲学史的学者都知道，实践哲学并不是专属于马克思的，自泰勒士以来，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就有实践哲学传统。但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哲学家并没有把实践看成人特有的活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实践之知”（Phronesis）与“知性之知”（Episteme）以及“技术之知”（Techne）做了区分，知性之知强调思辨，其旨趣在于求知，实践之知“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是应该怎样去行动”[62]。虽然知性之知与实践之知都存在着合理性问题，但区别仍然是明显的：前者关涉的是必然问题，而实践之知则关涉应然问题。“实践之知”与“技术之知”的差别在于，“人工制作的东西有它们自身的优点，因此，只要它们生成得有某种它们自身的性质，也就可以了。但是，合乎德性的行为，本身具有某种品质还不行，只有当行为者在行动时也处于某种心灵状态，才能说它们是公正的或节制的”[63]。说得更明确一些，技术之知是人为的、工具性的，而实践之知是自然的、率性的。因此实践之知当然包含着德性的规定性：“德性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并使其出色运用其功能的品质。事物有过度、不及和中间。德性的本性就是恰得中间。德性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中间性、中道，是一种决定着对行为和情感的选择的品质，受到理性的规定。并非全部行为和情感都可能有个中间性。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64]亚氏同时也把这一规定性视为理智德性的当然规定性，但正如亚氏明确指出的那样，理智德性仍然还具有人为性，上述仅仅在“品质”层面规定的德性仍然不够，还需要体现出一种品行，即是说，善还需要表现出善行，如勇敢可能是一个人的善，但必须同时表现为符合正义的勇敢行动。可见，实践之知所表现的其实是关涉人的生存智慧，属于生存抉择与筹划，亚里士多德特别用以指处理公共事务和个人生活的实践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