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代哲学面临的时代际遇把人的问题提到了哲学的核心位置。传统时代所处的匮乏型的生存样态意味着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程度相对要低得多，甚至没有独立出来，人把自身看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而不是存在的主体。人的生存活动局限于劳作，对于一般人而言，尚不可能有闲暇的精神生活，这种情形本身就为某种超验性和抽象的精神自由提供了一定的阶级基础。但现时代所处的相对匮乏的生存样态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历史性跃迁。这一事实对当代人的自我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类不再把历史当作命运和神意的安排来被动地忍受了。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历史的主体的地位，并承担起对自己未来的责任。”[2]尽管主体性本身的成长并不十分顺利，甚至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但主体性的转变毕竟在历史性地生成之中。实际上，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一方面是因为人的主体性、价值与意义等等在当代获得了全面展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在全面展现其内涵时也陷入了重重困境。人之所以是当代哲学的主题，首先是因为人是这一时代面临的难题。“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有疑问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因此，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他自己的意义和实在，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3]人从生存条件上可能摆脱了精神的不自由状态，却又难以从境遇与感受上把持这种状态，当代人的个体生存陷入空前的焦虑与失重状态就是明示。
其次，人的问题本身就是贯穿于整个当代西方哲学演进的主线。
当代人本主义思潮与整个欧洲的传统人文主义特别是近代以后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人文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强调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只有不断地解放和发掘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个人才能实现其价值。不管是传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当代的人本主义，都是把人的关怀看成哲学的主题。不过，当代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阿伦·布洛克曾把人文主义传统概括为如下4个方面：理性的（而非信仰的）、自然的（而非神本的）、人道的（而非专制的）、乐观的（而非悲观的）。[4]作为一种补充，我们还可以提到传统人文主义中的不自觉的人类中心主义。当代人文主义既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的浪漫精神以及人道关怀，但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首先，当代人本主义哲学中的人是非理性的人，人是直接就在那里生存着的，不需要理性的证明。其次，当代人本主义虽然也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像弗洛伊德、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带有生物学倾向的哲学人类学就是如此，但更多的人本主义则往往强调人的超生命的本性，并且坚决反对以生物学来解释人的生存，反对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对人的约束。再次，当代人本主义反对实体主义，强调人的生存在本质上的虚无性，当代人本主义一方面不得不接受日益世俗化的生存样态，但另一方面对于西方文明深处的超验意识还存在着某种深深的、无法割弃的眷恋，这同时也铸就了当代人本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悲观主义精神。至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则较为复杂，大多数人本主义恐怕并未意识到作为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像海德格尔这样真正意识到并要求彻底反叛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当代人本主义获得了一种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