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生活化，而生活又赋予自在的形上价值，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它决定了中国人无须从现世生活之外去寻求某种精神关怀，这一特点有助于缓解西方文化那种由传统神学的异在化的价值体系向现代的人的哲学价值世界转换时所出现的过分的精神震**，应当说，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对中国哲学后定的称道是有道理的。但还应当看到，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文化传统尚未完成现代转型，日常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过分的互释性关系阻碍着生活世界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它使得我们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自动地落入文化保守主义窠臼，从而对多变的现代社会无所适从。我们无法适应现代的动变社会并不是因为我们存在某种神学价值，而是因为据守于原生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心目中接受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与传统的日常生活同构一体的。对于现代日常生活所承蕴的形上学，似乎尚未进入自己的理解视野；正因为如此，我们尚需拆解并超越自身自在的生活形上学观念，从西方哲学的存在论传统与认识论传统中汲取养分，建设性地促进当代哲学生存论的人类性转换，实现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积极的和肯定的理解。
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存在？肯定有一个原初的动机，这种动机对哲学家个人来说，不外乎就是对人生存的困惑与迷茫并期待着解开人生存之谜（尽管最终也只是寻求到一种能够进入生存理解的门径）。这在作为生存哲学家的苏格拉底那里其实是自明的：哲学与哲人的生活是相关的。但是，自柏拉图开始，或者说是自超验性渗入哲学开始，这一传统被中止了，哲学成为对生活本身的理论僭越。对此，黑格尔曾评价说：“他（指苏格拉底，引者注）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绝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产生这种同外部生活联系的原因，是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本身毋宁说就包含了同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不像柏拉图那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世间事务。”[13]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超验论的形成，既是西方哲学的起点，同时恐怕也是存在论从生存论疏离开来的起点。
存在是哲学的核心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是追问人生存的通道。“存在本身不成其为问题，存在只是在询问它的存在者——人那里，才成为问题，而存在也只有在人与存在的本质关系——生存理解中才凸现出来”[14]。因而，一种能够称得上是哲学的东西必定包含着足够的生存论资源。然而，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的麻烦正在于它似乎已经习惯于不再追问“如何存在”，而是把既定的“存在（Being）”概念当作起点，满足于精神的无限抽象。因而，若致力于思考人的问题，哲学就不应该把起点高高在上地确立为“存在”，而是应当还原为“生存”，从生存理解中寻求哲学的真精神，从而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建构。按照神学家约翰·希克的见解：“所谓生存的思考，是一种事关重大、极其严肃，而又与人在感情上息息相关的思考。一个哲学家，只要不是一个超然事外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他亲身卷入了他所讨论的问题，他的全部存在都被那哲学挣扎所占据的时候，他就是在从生存的角度进行思考了。在这个意义上，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所有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都曾从生存的角度进行过思考。”[15]西方哲学是如此，非西方哲学，尤其是把追求原创性的生存智慧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国哲学更是如此。也正是对于生存论体认的某种共通性，构成了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和涵化的坚实基础。
生存论回复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回复。在此，回复不是复原，而是保持着一种内收和回返的张力与可能性，使得生存论总有一个可以凭借的起点，使得人生存的当下状态总有一个可以规定和反省的原点，使得生存论与整个文化传统保持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与协调性，并使得生存论能够在开放性的和动变着的世界境遇中蕴含着人的丰富性与历史性。生存论的开启与生存论的回复，构成一种一张一弛、相互平衡的生存论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