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儒家的人伦形上学而言，道家形上学表现为浓厚的生命意境的审美形上学。老庄之“道”绝非实体，而是指超然物外且又构成“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稽”的非对象化的“道”，道本“无形”“无名”且“不可言”。“无形”则非物；“无名”则不至于被概念化；“不可言”则使其本来的意义不致因扩散而丢失。强调“无形”“无名”且“不可言”的“道”倒不在于表达某种神秘或厌世思想，毋宁是向所有固守于功利生活的世人指出那原本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诗性的逍遥与超迈；这“道”分明就是向每一位生命个体的直觉所展开的“道路”，故“道不远人，人能弘道”。
不论是儒家形上学，还是道家形上学，都反对分离人的生存，反对用一种抽象的范畴体系来认知人的生存，都强调人的生存的内在的生命体验。虽然二者在人生观上做出了不同诠释，但两种诠释恰恰提供了两种生存论风范，一种是入世的积极进取，一种是出世的逍遥无为。这两种风范往往同时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之中，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模式。中国人的生存观念是自然的，率性的，与物为善，与人为善，民胞物予，泛爱万物，顺应自然而生存。当当代西方生存哲学力图超越对自然的外在化理解并将诸如神圣性、真理、本质等意味赋予自然时，对中国哲学传统而言，自然恰恰就是指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生态环境。
从很大程度上，生存论回复是借着强调古老的生活样式从而强调一种哲学的生活基础以及哲学存在论应有的历史前提。存在论变革是当代哲学的基础性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哲学形态的整体性的和全方位的转型，但这同时也凸显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尖锐的断裂。这种断裂暴露了生存论哲学的无根基性态势，而借助话语霸权的诸多姿态性的和煽情的思想表演显然加重了这一态势。思想发展史上的绝对断裂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思想发展都与先前的传统保持着一种关联，特别是批判上的关联。在这种状况下，强调生存论回复意味着强化当代哲学生存论与传统哲学的历史的连续性，它反映了人们对生存论哲学的一种思考角度：面向传统思考生存论，并且深入传统中理解哲学生存论。然而，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生存论的回复并不仅仅只是向一种逝去了的生活样式的回复，回复到古代人的生活，无论是古希腊人的生活，还是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说古老哲学传统中的生存论意蕴包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正是以承认其活的生命和可传承价值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生存论资质必须是流变的并由此实现与当代哲学生存论的融通。我们也许有一千个理由断言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存论意蕴较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生存论丰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传统比西方哲学传统更适合后世诸历史时代。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生存论的“丰富性”同时也是意义的模糊性，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难以实现自身超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