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讲和谐，讲生命的流动生成，至于概念范畴的运用完全是服从于说明生命世界与宇宙秩序的流动生成的。“中国传统重天人合一，重生存、生活，人作为知、情、意之整体生存于天地万物之中，与万物融合为一体，人在这种‘一体’中所体验到的，不可能是外在于人和外在于物的东西，而只能是内在于人和物之中的东西，因此，人通过体验所寻求到的本根，虽然是超越的，但它仍在具体事物之中。”[11]人生天地间，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并没有一个超验性的世界高悬于生存个体的现世生存之上，人与外物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征服与改造关系。人与外物是整个宇宙自然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属于自然物，人同时也利用自然物而获得生存，但人利用物，并不由此破坏自然的秩序，所谓“物物而不役于物”。中国哲学传统不会去追问诸多本体概念的优先性。因为在中国哲学看来，这些本体概念本质上是相通的，“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程伊川：《遗书·语录十八》）。中国哲学同样讲究心性及道德的修持与培植，德行人生，大化宇宙，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即自同一的，宇宙本体即是道德本体。当西方哲学在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做出种种决断（决战）时，对于中国圣人而言，二者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天道与人道，其道一也，天道远，但天道同时也存于人心之中，存在于人的现世的道德践履之中；人道迩，但人道的秘密也在于天道。人生有涯，当尽其天道之悟，但形上的天道本质上是人不可能“知道”的。
就存在论差别而言，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强调的是生成性，而不是实体性，是关于智慧的讲述者（这更趋向于爱智本身），而不是智慧本体本身。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也强调知，强调理性，但更强调实践智慧，强调行，或者说是实践智慧限定理性，用行来限定知。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并不是要给出一种一劳永逸的人生宇宙图式，而恰恰是通过言与思的节制来开启世界的开放性。在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中，并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区分，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天道与人道、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牟宗三曾写道：“中国的慧解传统亦有其存有论，但其存有论不是就存在的物内在地（内指地）分析其存有性，分析其可能性之条件，而是就存在着的物而超越地（外指地）明其所以存在之理。兴趣单在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不在就存在的物而明知其如何构成。……故中国无静态的内在的存有论，而有动态的超越的存有论。此种存有论必须见本源，……此种存有论亦内涵着宇宙生生不息之动源之宇宙论，故亦常合言而曰本体宇宙论。”[12]
同样是形而上学，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抽象的、超验的，与生活世界无涉，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谓形而上学不外乎就是生存之“大道”，是生活形上学。可以用“天道”去指认这种形上学。“天”偏向于指儒家形上学，但它绝非指人之外的“天”，而是人的存在的形上学根源，其实是“天命”，在孔子看来就是“人性”，所谓“天命之谓性”。在这里，“天”已从宇宙本体内化为某种生命原创观念与人文追求，其典型即儒家所谓“天人合一”理想。这里的内化注定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率性”以求的过程，概括为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端并非来自“外物”，所谓“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即本我的生命直觉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在儒家看来，正常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顺乎天”的，相应的，“天”亦是“顺乎人”的，二者统一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即统一于日常生活的伦常之中。在儒家精神中，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是融合一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