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性，具体说，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生态理性属于价值理性。为了说明经济理性的这一特点，高兹借鉴哈贝马斯对经济合理性的批判，指出经济理性源于思维方式的技术化和数学化。高兹指出，哈贝马斯把“经济合理性”看作是“‘认识—工具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错误地扩展了它的体制行为，而且使得社会的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赖以存在的关系结构‘殖民化’、物化和支离破碎”[46]。高兹不仅肯定经济理性造成了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还指出经济理性根源于思维方式的技术化和数学化。“我要指出经济合理性和‘认识—工具理性’的共同根源，这些根源就在于思维的（数学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使思维和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割裂开来，使思维与生活体验的确定性割裂开来。各种关系的技术化、物化和货币化在这种思维的技术中有其文化的基础，这种思维是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发挥作用的，也就无法说明自己。要说明这种冷酷的殖民化是如何组织自己，就要看它的冷酷的、功能性的、核算化和形式化的关系如何使活生生的个人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生人，这个异化的世界却是他们的产品，与威力可怕的技术相伴随的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47]与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理性不同，生态理性就是要限制经济理性，并使之服从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它属于价值理性。
第二，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不同，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理性。经济理性为利润动机所支配，严格遵循“核算和计算”原则，力求“越多越好”和利润的最大化；生态理性则遵循生态规则，力求“够了就行”和“更少但更好”，以消耗较少的资源，通过生产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存在根本的区别。生态理性力求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尽可能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具耐用性的物品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花费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产生出这些物品实现这一点。与此相反，经济理性追求最大的生产力，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以求获取最丰厚的利润。只有通过这种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殖。其结果是，企业生产力的最大发展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从生态的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经济的视角看则是增长之源。企业之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加速促进了产品的陈旧过时和快速更新。从生态的观点看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患和稀有者、实行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从经济上看则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和未能充分利用资源。”[48]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理性驱使下，愈是追求最大的生产力，愈是追求技术革新，从生态的视角看就愈表现为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两种理性。这也说明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