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理论主题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的根源在于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一般侧重于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因此，它们的理论主题主要局限于世界观、价值观批判和技术批判。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们强调用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他们看来，虽然以资本为基础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强化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克服生态问题。因此，“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79]
制度批判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话，那么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质的批判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生态问题的必然结果。正如本·阿格尔所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80]可以这么说，只有把握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才能真正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
技术批判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理论主题，它和制度批判是紧密相连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意环境主义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忽视了驾驭科技发展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81]。也就是说，不改变那种反生态的社会制度，技术运用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进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意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科学技术看作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他们看来，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技术运用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技术理性的批判。这种技术理性以“控制自然”为其目标，最终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揭示和批判。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和大规模使用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获得利润，这必然使技术走向非理性的运用。因此，希望通过技术进步来追求可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