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莱斯强调，控制自然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而且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控制自然“意味着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一特殊范围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换言之，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被占有，或者将遭受这种占有。对它的接近实际地或潜在地被拒绝或受到严格限制”[23]。莱斯批评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没有看到“控制自然”的这种社会效应，从而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联系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控制自然”的含义。莱斯通过评论霍克海默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来进一步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科学技术是如何通过控制自然，进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这一过程的。霍克海默把理性划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两种类型，客观理性表示的是理性对世界本质和真理的把握，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主观理性并不关涉世界的本质和真理问题，而只关心通过何种手段支配外部事物以服从人的利益和需要。霍克海默把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看作主观理性不断消解客观理性，并最终代替客观理性的过程。霍克海默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一个不断地祛魅化和消除人们对终极价值追求的过程，有关价值和意义的探求都被当作形而上学予以批判和抛弃，实证主义科学得以盛行。霍克海默把实证主义看作是主观理性的现代表达形式，其特点是把“可证实性”和“有用性”作为科学知识的标准，其目的在于增强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控制力量。霍克海默指出，启蒙理性虽然“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4]。启蒙理性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启蒙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理性，它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的反抗和生态危机。第二，技术虽然是人用来控制自然的工具，但是人却反过来成为技术的奴仆。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无法控制技术运用的后果，而且“技术发明的速度甚至连最先进的社会也不能控制”[25]。第三，“控制自然”导致了对人控制的加强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呈现出从局部区域向全球范围扩散的趋势。“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转变。……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剧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控制。”[26]
可以看出，莱斯反对将“控制自然”观念曲解为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抽象意识形态说教，在他看来，“控制自然”概念像“自然权利”概念一样，“它以普遍的名义被说成是人类的任务，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任何特殊集团带来利益”[27]。事实上，“控制自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使人们认识到“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28]。因此，控制自然的背后必然是对人的控制和自然的异化。那么，“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如何演变为“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的呢？
对此，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在封建社会，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都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而这种自然秩序被认为是善的、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为了使这种“自然秩序”合理化，封建社会把自然神秘化，因此“自然概念对人的道德和政治意识有一种法规的力量。……自然的声音是通过非人的东西（精灵等等），物理位置（神谕），和其他中介来规范人的行动”[29]。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如将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但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自然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一是它鼓吹人的天生自然平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出生、门第不平等的信条，从而把社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巨大的空间，并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二是使“自然”不断世俗化，自然仅仅被归结为有规律运动的物质体系。与之相对应，资产阶级赋予自然以新的伦理基础，即自然仅仅只是满足人性需要的对象。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对“自然”概念的这种改造，造成了人们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然权力的扩张，科学和技术则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进一步把“控制自然”的观念意识形态化，鼓吹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进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但是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实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物质财富不仅没有带给人们自由和幸福，相反，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体现为生态危机的自然的异化以及社会对人的控制的日益增强，技术也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他人的工具，这也意味着技术必然会被非理性地运用。面对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莱斯认为，只有重新解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并赋予它全新的伦理基础和制度基础，技术才能真正成为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