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述其技术批判理论的过程中，既注重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论述技术理性的形成过程，又紧密联系技术同社会政治结构的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技术运用过程中的社会后果，使其技术批判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在技术和生态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既反对技术悲观主义把“技术”看作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由此坚持的反科学技术立场；又反对科学乐观主义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并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科技进步的做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不能等同于社会进步的合理性，技术既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工具，限制经济增长或者技术进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其次，技术运用的社会效应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技术必然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技术运用必然造成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最后，实现技术合理化的前提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社会之间的异化关系，重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技术伦理的重建和“小规模技术”的选择，技术合理性才会真正导致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上述观点，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提出了“科学技术与价值”“科学技术与人性”等这些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和作用，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化解当前由于科学技术运用所造成的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