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他们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是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过程中，都显示出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关联，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分析始终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历史主义分析法就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严格遵循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历史的联系和线索出发去研究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所谓阶级分析法就是应当以唯物史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正如列宁指出的：“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4]根据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就必须立足于生态危机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来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出的理论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反对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价值观抽象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而且体现在他们始终联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寄托于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其根本问题在于非历史地看待和考察生态危机。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它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具体说，生态危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和人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而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首先，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反生态的。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它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利润。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进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对短期利益的关注来追求利润，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总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反生态的，生态危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其次，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紧密相连的。这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本国的生态问题，而且还体现在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活动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最后，当代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这体现在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利用其资金、技术优势制定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的方式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国际分工，将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基于以上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肯定树立生态价值观和转变生活方式对于缓解生态危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始终强调不能脱离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来谈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始终强调脱离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的生态运动得不出积极的结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生态运动，以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为主体的激进生态政治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