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结果是卢卡奇等人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认同和重构，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围绕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目的展开的，因此，卢卡奇等人始终重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育。但是，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经历了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追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逐渐发展到追求人类个体的自由和解放的变化过程，而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一变化的起点。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转变和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由此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的分化使革命主体的寻求成为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难题。而资产阶级则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人们的内心向度，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日益淡漠，兴奋点转向了受广告所支配的消费中，社会生活出现了总体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个人日益被社会总体所吞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把西方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而革命主体的消失和个人日益被社会所吞没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早期对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转换成了如何使人类个体摆脱总体异化，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当肯定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这是因为，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认同马克思哲学，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整合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探讨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生态问题，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和技术理性的批判，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解决生态问题作为其理论主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这种异化的生存方式集中表现在人们把异化消费当作实现自身满足、自由和幸福的唯一方式。因此，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使人们摆脱异化消费、摆脱异化的生存方式，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他们力图建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
那么，如何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呢？对此，笔者认为必须弄清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如下三个方面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了他们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