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论者之所以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具有后现代倾向的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在理论上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否定工业文明，也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产力增长模式，根本谈不上什么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面对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当代西方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伦理思潮。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含义就是认为“人是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者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2]。由此人被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人的需要，因此只具有相对于人的工具价值。这样人类之外的自然和存在物就被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正是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毫无限制地向外部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利用，造成了当代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潮依次分为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三个阶段。生态中心主义实际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借助了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认为人类和每一个存在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人类相对于其他存在物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强调只有“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3]。因此，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大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展开了批判，提出了“自然价值论”的理论观点，强调每个存在物都有其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阿伦·奈斯进一步提出了以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论为主要内容的“深层生态学”。所谓“生物圈平等主义”，就是认为“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将其局限于人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对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4]。根据这一原则，人类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因此，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所谓“自我实现论”，就是要求人类走出狭隘的自我，充分认识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生态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走出那种仅以人类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从“狭隘自我”到“宇宙大我”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