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一种把生态的利益凌驾于人类的利益之上的后现代价值观，并立足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批判的结果。“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输灌了大量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处方与视点。”[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认为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理论，是因为生态中心主义与后现代理论具有诸多一致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反对自笛卡儿以来的西方哲学所坚持的理性主义、主体性、人道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主张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多元和多样性、差异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思潮。而生态中心主义一方面反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要求确立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通过诉之于直觉而坚持“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生态中心论的后现代理论性质决定了他们“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6]，最终必然会陷入反科学技术、反物质主义和反对经济增长的迷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了辩护，其中格伦德曼、佩珀和福斯特等理论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格伦德曼首先是通过分析“生态危机”和“生态平衡”的概念，质疑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并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在他看来，“生态危机”这一词通常被生态中心论者用来描述自然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异常状态，所谓解决生态危机就是使自然生态系统回归到正常状态。但问题在于，无论是正常状态，还是异常状态，都是相对于人类的利益而言的，离开了人类的利益，无所谓自然生态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或异常状态，离开人类的利益是无法谈论生态危机问题的，因为“只有人类在保护自然的复杂性方面具有利益”[7]。也就是说，所谓生态平衡的本质总是与人类的需要、利益和期望相关，只有以人类的利益为参照系，才能判定生态平衡问题。在此基础上，格伦德曼进一步强调指出，包括生态中心主义在内的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的历史和经验展开。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抽象地谈论自然法则，而没有看到他们的理论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都是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为基础和前提的。任何理论都是以人类为参照系，都具有历史性特点，这就意味着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倡以生态为中心的立场，其实是试图脱离人的因素来建构生态理论和谈论生态问题。格伦德曼由此强调，生态中心主义者忽视了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中的人是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前提预设，任何生态理论都是以特定的人为参照而进行的，都无法超脱这一前提预设，这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并不能始终坚持自己所提出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可以说，任何“以生态为中心的方法”从根本上而言都是前后矛盾的，除非他们转向神秘主义的观点[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