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伦德曼则是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观念来重新阐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格伦德曼明确肯定马克思秉承的是“支配自然”的思想，但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的思想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即他所主张的“支配自然”的观念超越了那种“不是人类支配自然，就是自然支配人类”的二元对立的立场，在确保所有人类能力释放的同时，又能带来有益的后果。格伦德曼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思想的三重内涵。具体说来，其一，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是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占有自然、占有且改变自然两种不同形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占有且改变自然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形式。在当前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人类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和控制自然过程，才能实现基本需要的满足，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正是为了突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能够“控制”自然界的某些部分而使用了“支配自然”这一术语。而人类正是依靠各种生产技术，通过支配自然来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维系人类的生产与发展。这就意味着“支配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其二，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基于人类自身利益，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控制自然。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虽然要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同时也要求“支配自然”既不以直接的经济利润为目标，也不以满足人的虚假需要为宗旨，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旨归。他的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文化复兴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超越了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要求人类“支配自然”不能用于满足人的虚假需求，也不能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必须以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础和前提，包含了生态关切。其三，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人的“奴役效应”为目标的控制自然。格伦德曼通过将支配自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阐释为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而支配自然则是消除人的“奴役效应”，即来自自然或社会的力量对人施加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由于被外在目的所操纵而束缚了他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消除“奴役效应”就是要解除作为异化力量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对人的支配，是实现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的前提，“支配自然”由此就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是人类全面发展和完全自主的社会，是复归人的真正本质的社会。他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2]。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强调的是真正的人类本质、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实现，他提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是为了追求“人类本性”，其根本宗旨是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其次，马克思把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马克思把支配自然与关于改造“必然性领域”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未经改造的自然只会迫使人们去工作，人类只有通过技术手段将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即支配自然）并理解这种转变的情况下，才能从“奴役效应”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支配自然”可以看作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基础；马克思还把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看作是一切社会形式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顺利实现这种物质变换关系，就必须与“必然性领域”打交道，只有认识和把握了这种必然性，人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实现“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最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对自然的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的逻辑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人的异化及虚假消费问题，这使得人类不再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相反，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他们会在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将其维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的界限之内。通过以上论述，格伦德曼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必须联系人类的利益考察，而且以“支配自然”为核心内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的，生态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人类支配自然不当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