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既不同意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更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强调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像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那样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必然使生态运动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况且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和中心，而不会仅仅为了别的物种的福利而存在，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物种存在以其自身为目的。若是为了其他物种的利益，它们就不能存在。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物种的目的是持续再生”[4]。这就意味着保护生态环境不能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问题只在于过去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了一种过于狭隘和不切实际的解释，体现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的主宰和唯一具有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且认为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这不仅狭隘而且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统治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要抛弃的是这种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由此从三个方面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修正。具体来说：
一是美国学者默迪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了人类的价值高于地球上其他存在物的价值。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不仅处于目前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而且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但这也意味着人类的实践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并由此应该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因此，人类应该充分理解人类同地球生态共同体的联系，处理好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人类同生态整体的联系。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我们才能真正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避免人类实践行为对生态系统的伤害。
二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尔在《人对自然的责任》一书中提出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这本书中，他反复强调以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没有错，但必须分清楚“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专制主义”的区别，人类对自然负有保护责任是基于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后代的责任。因此，他强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支配和改造自然，但这种对自然的改造和支配是有责任的改造和支配，这种对自然的责任实际上也是对人的责任。因此，他指出，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客观上要求人们克制自己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
三是美国学者诺顿通过把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提出要否定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而采纳能够避免生态危机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在他那里，所谓“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论个体感性偏好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这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人们在追求和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时，不顾及其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必然会激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有坚持“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诺顿尽管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修正，但是他并不认为人之外的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他强调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离开了人类，自然也就无所谓价值，他甚至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类比为“贵族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求人类像贵族保护其臣民那样，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正是通过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辩护和修正，才形成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所谓“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