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形式之所以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使得资本主义无法维系为了满足人们的异化消费而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新变化要求我们必须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而找寻实现社会变革的动力。“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1]基于以上判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如下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危机形式转换的原因。
首先，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过度生产，最终产生生态危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可见，合法性是与政治秩序相联系的。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主要是指由于国家广泛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而取代或补充了市场的部分功能，这虽然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避免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保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使私人生活领域政治化，从而危及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危机倾向尽管从经济系统转到了政治系统，但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交换过程的自足性被破坏了。”[3]面对这种合法性危机，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向人们许诺将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进行补偿，并以此维系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过度生产必然会与有限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体现为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