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之所以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消费主义价值观把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看作是人实现满足的唯一方式，其结果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无限发展的问题，使人们既没有关注到人的需要和欲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无法正确处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最终沉溺于异化消费中。二是已有的需要理论拘泥于简单的二分法，从而把“整个需求或需要（或任何其他的名称）的整体都根据一些相反的范畴而分类，如自然的和文明的、直接的和派生的、本能的和心理的、必要的和奢侈的、具体的和象征的、真实的和虚伪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基础的和周全的、低级的和高级的”[26]。然后再把以上不同类型的需求加以分类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既无法揭示需求的本质，也无法揭示当代西方社会人的需求的特点，这就需要考察以往对需求理论研究的得失，重建需求理论。三是必须认识到既然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存在内在关联，而生态危机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就成为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实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重要途径。“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2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首先考察了以往需求理论的得失，揭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需要和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研究人的需要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以往对需求本质的考察主要有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理论模式是立足于生物学和文化学的二分法来研究人的需要，即把人的需要区分为由生物方面决定的人的基本需求和由文化所派生出来的人的其他需求。这种生物—文化二分的理论模式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抽象，没有认识到人类需求的复杂性，事实上是不可能将人类的需求机械地划分为生物需求和文化派生出来的需求的，因此这种理论模式既无法揭示人的需求的本质，也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实际起源。这是因为，这种将人类需求的二分从来没有存在于人们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食物这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它既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同时它也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生物学—文化区分是纯粹的抽象，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不同的实际起源，因为每一种文化吸收将存在于它的社会化形式（是真正需求解释的决定性因素）中的生物学方面。……生物学—文化区分……没有为人类需求的独特性特征提供太多的深刻理解。”[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