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代有理由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从总体的政治内涵上看，现时代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而且是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盛期资本主义，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境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机制与矛盾转移策略，晚期资本主义还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必然会不断地累积和加剧，并酿成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是其异化状况的集中表现。晚期资本主义作为政治上的规定性显然获得了技术化的直接支持，反过来说，这一时代的技术异化状况恐怕应该从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中寻求解答。哈贝马斯曾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区分为四类：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发源于政治系统并主要表现为“产出危机”（“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的合理性危机，同样发源于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运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的合法化危机，以及发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17]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一方面这一危机体现着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全方位危相，另一方面没有投入危机的社会文化系统一旦出现产出危机，则意味着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混乱及崩溃状况。“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依靠的传统被逐渐吞噬，传统主义的基础被剥夺了，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则遭到了质疑，公民和家庭—职业的私人性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保留部分（对科学的崇拜、现代机械复制艺术以及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构成了一种功能紊乱的规范结构。”[18]
从很大程度上说，哈贝马斯看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所在，这就是随着人的自我意识活动的加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环境因素日益呈现为意识形态性，公共性的丧失意味着社会失去了凝聚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能力。但是哈贝马斯把整个社会系统的动因归结为意识形态危机却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经济系统的混乱与无序仍然是解释晚期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根源所在。断言晚期资本主义已克服了经济危机是没有理由的。周期性危机显示了资本主义机制的自我消化机能，而结构性危机则属于资本主义机制的功能性障碍，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一直潜存着经济危机，只不过这种危机在目前态势下往往是由一些后发国家承受和消化的，当然也表现在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滞胀型的经济危机上，其结果是中间型的阶级越来越少，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不仅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而且同样也发生于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同一个发达国家内部，这意味着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与冲突现象已扩展为一种普遍症候。事实上，这一时代，人类系统内部陷入了更为严峻的纷争、冲突与对立，而整个文明系统也显得十分脆弱，缺乏张力与应变能力。
技术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对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个人生活的境遇状况已被改变，传统的生活空间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取代，个人生活的多地域性与跨国性已大大弱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面对面的交往被电子交往方式所代替，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把虚拟现实当成真实的生活并乐此不疲。个体生活已越来越少地受到地域限制，这种生存方式正在改变那种传统的社区、家庭、朋友等共同体领域。社会关系日益技术化和网络化，个人成为社会网络中的有机成员，一方面依赖一定的经济境况，另一方面依赖必要的技术能力。交往关系呈现网络化趋势，任何主体间都可能形成一种关系，也有必要形成一种关系。个体依赖网络而生存，但是，网络时代个体的生存又不会依赖其他个体，因为个体的生存方式完全是游离式的，并不受区域限制。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生存方式可能互不依赖，如老子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可能是集体式的，如群体本位状态。但无论哪种生存状态，都存在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地域限制，一是制度约束（包括与制度相关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但是，网络时代已不可能有地域限制，相应的制度约束也尚待建立和规范。当然，问题本身也是复杂的。没有地域限制本身就是网络化生存的特点，但这是就获得了网络化生存的物质与政治条件而言的，对于那些缺乏这一条件的地域而言，没有地域限制本身就是限制。技术化与网络化生存从客观上可能导致民族霸权分崩离析，但是，作为一种利益与主权主体的民族国家的生存却是需要获得一定的保障的。在此，技术与网络并不只是知识与技术层面的，也是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关涉民族国家的生存权。另外，技术化的挤压，显然加重了后发国家的现代性焦虑。网络化生存的制度约束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有形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个体间的行动受到一种可以相互制约的道德规范的制约，超出底线标准的违规违法行动则受到法律的惩处，道德规范与法治控制之间已逐渐形成一种富有弹性的社会控制形式。但是，在无形的网络交往中，道德自律这一需要在一定的社会领域实现的践履行动基本上取决于主体的自律，但这种自律往往是难以获得保证的，这就必然指望着制定并实施有关网络共存的法规限制。相比之下，网络化控制仍是缺乏弹性的。另外，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迫使网络法规的日益完备，但问题在于法规的制定总是不可能跟上技术的发展。从长远意义讲，网络化时代的生存问题同样也应该是伦理问题，理解网络化时代人的生存方式有益于确立一种网络时代生存的底线伦理规范。
文明系统在结构上的混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技术时代给人们精神心理上造成的混乱与焦虑。当代人类生存活动的最明显特点是生存境况的变化多端，面对这种境况，当代文化一方面致力于寻求一种理解这种动**不安的生存境况的精神样式，另一方面又因难以完成这一精神使命而焦虑不安。与现代人的生存相疏离的存在，自然与自我原本构成人生存的天命和支点，凭靠它们，技术被安顿在一种工具的位置上，成为人获得福祉的依靠。但一旦作为工具的技术直接取代理性之位，自然与自我就会从人生存的论域中抽身而去。然而废黜了自然意识的精神空间毕竟是由感性自我承担起来的，自我需要承担如此巨大的负荷，精神的焦虑与迷失便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