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大程度上说，人们甘于接受相对主义甚或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正处于一种病久日深、积重难返的病理状态。“自我实现的某些虚浮之辞给这种生活一个有魅力的神态，但是他们自己能够明白，这种生活毫无任何特别崇高的东西可言。活命哲学已经取代了英雄主义，成为受人赞赏的品格。”[14]后现代商业文化所许诺的个性化也许满足了个人的时尚化需要并因此美化了现实生活，但是却回避了对现实生活合法性的质疑与批判，遮蔽了通过个性的健全发展寻求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时代主题。
当代人的问题就在于尚没有寻求到一种积极健全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人的生存处于总体性异化状况。
总体性异化是这一技术化时代、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的生存处境。把现时代确定为技术化时代仍然是从器物层面而言的，这一时代也许并不适于用某一种技术来称谓，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全面推进且高歌猛进的时代，技术化不仅是人获得生存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弥漫于当代人生存的每一个领域，人生存于技术化中且通过技术而生存。一方面当代技术把人归并到各个不同的技术流程与领域，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可交流的技术将所有人凝聚于技术化的氛围中，并使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技术化。把这一时代称为技术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管在职业选择上还是在文化认同上，这一时代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看成技艺人。但是，“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以致于最终不仅制作的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它们明显地不依赖人类的帮助而得以形成，其存在不受人类世界的约束）都丧失了其‘价值’……”[15]人依赖于技术而生存，但技术是否成为人生存的天命，或者更为直接地说，人是否为技术所奴役，显然是当代哲学操心的问题。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类树立了克服生存困境的信心，也可能在同样程度上摧毁人类的信心。“人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般知识丰富、神通广大过。但是在这科技的时代，人的困惑和迷失也是前所未有的。”[16]技术的进步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导致了诸多负面效应，诸如劳动力过剩、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社会控制系统的脆弱、核恐惧以及战争威胁的加剧，精神心理上的压力与焦虑、生活结构的片断化与碎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