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现时代的人似乎已不大可能去关心所谓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事实上，个人已被现代经济条件改造成“没有自由、缺乏镇定、没有独立的人”[11]。现时代的人缺乏意志品质，而现代生活似乎也不鼓励培植这种意志品质。
当然，从现代文化的主导精神看，现时代人并不满意这种缺乏个性的“单面人”，这意味着现时代人并没有从精神深处认同物化，然而由此伴随的精神焦虑症却是挥之不去的。焦虑是现代人的精神宿命。弗洛姆说：“异化的人……不可能健全。因为他将自己体现为受到自己和他人所支配的一件东西，一项投资，所以他缺少自我感。自我感的缺乏，便产生了极度焦虑。这种面临虚无的深渊所产生的焦虑比地狱的煎熬更为可怕。在地狱的情景里，是我受到惩罚与熬煎——在虚无的情景里，我却被逼得快要发疯，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再能说‘我’了。”[12]
个性的培育与健全，总是与个人对社会系统及其规范的理解与承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指的是社会基本的公共性规范。单面人以及它所产生的技术理性与物化制度，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公共性规范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社会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不仅不与个性的健全发展相矛盾，而且本身就是个性自由现实化的条件。理解公共性实际上是完善个性的必要途径，同时也应当成为治疗精神焦虑症的有效方法。然而，现时代的个体却难以承担这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现时代人好像并不缺乏个性，然而却是受某种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误导的个性，这种个性仅仅把人的个性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则排斥人的个性。当然，在后现代商业文化中，精神文化意义上的个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但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反省和引导当代人的生存活动，而只是出于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自身的需要。抬举个性是为了从被抬举的个人那里获得某种回报和收益。看起来主体拥有无限选择的机会，事实上他也能得到很多机会，然而，假若他必须置身于已经确定的游戏规则，他对机会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来就不可能是自主的。就在他作为主体选择机会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大量硬塞进来的机会。假定他还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可能表达出反抗——反抗当然也是后现代文化预置给个体的权利。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持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态度，人们已越来越习惯于并驯服于某种打着张扬个性旗号（这种旗号特别是它所表征的大众文化恰恰是以抹去人的个性为目标的）的现代生活样式。
后现代文化从形式上看解放了人的个性意识，但问题是这种解放了的个性意识恰恰被置于一种相对主义甚或虚无主义的平台上，这样一来，解放了的个性意识反倒成为反讽的对象。“人们面对心灵的变化多端和相互冲突倾向，不再相信原有的自然秩序，而用来充作自然秩序的传统已经崩溃了。灵魂成了一个供定期换演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有时上演悲剧，有时上演喜剧；今天是爱情，明天是政治，后天是宗教；一会儿是世界主义的一视同仁，一会儿是寻根的诚笃专情；一会儿是城市，个人主义，充满伤感，一会儿歌颂农村，团体主义，残忍无情。对于所有这一切，人们既没有原则也没有意愿去赋予它们以等级秩序。所有的时代和区域，所有的种族与文化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演出。”[13]各种思潮与时尚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所谓流行就是用掉就扔，而过去了的东西如果缺乏时尚价值也照样没有任何意义。“当下”置换了过去，也预支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