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并没有消除经济异化，因为经济异化并不只是经济关系的异化，尤其不只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异化显现出来的人的物质生活境况的严重分化。事实上，即使就经济关系的异化状况而言也是十分严重的，现时代并没有克服经济关系的异化，而是将经济异化转移到了人的总体性异化中。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代人已难以形成一种健全的个性形式，以理解并接受由经济条件的改善所带来的福祉，精神生活样式并没有摆脱对经济条件的绝对依赖。如果说传统的异化强调人成为人的物质生存条件，那么当代的异化观强调的则是人的生存条件是否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活动，并进而与生存意义融为一体。对于当代人而言，对生存意义的寻求往往是一种精神上的奢求。在传统社会，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即使不得不驯服于某种物质制度与体系，但人还是能够意识到这种生存条件与要求的外在性，而且一旦可能还能够对这种非人的生存境况做出恰当的识别与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实文化或政治的批判或反抗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并且这种浪漫精神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值得培植的，它是传统人文主义的核心。但是，在现时代，日益加深的物化已逐渐吞没了早先那种古典的浪漫精神，甚至于精神的反抗本身就变成无聊和荒诞的表现。相比做一个清高的批判者，人们更愿意把自身同化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流程中，马尔库塞曾形容为“机械时代的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获得优裕的生活条件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生活的刻板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抑制”[7]。生存条件的改善无疑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其中暗含着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当代人对于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的关联已不再深究。物化程度越来越大，以至于“生存的整个过程被人们体验成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活动，我的生命，我这个人便是投资的资本”[8]。
传统时代人们为摆脱匮乏的生存境况而把获得必要的物化生活看成克服异化的前提，当代人则因为拥有了一种从总体上看并不匮乏，甚至可以说是富裕的生活却反而成为物化生活的“奴隶”，当代人难以超越物化的生活方式。物化生活以其前所未有的力量同化并且塑造着现代人，随着物化程度的加深，现代人的异化态势也在加深。这种异化态势还表现在，对物化生活的反叛与超越同样也有足够的理由被看成精神不健康者。“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我们只消举许多控制人的日常生活的科技为例），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现代人愈是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9]
对当代人的总体性异化的反思意味着进入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性反省。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文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造就了现代人的日益加剧的物化。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看，现代文明应当造就出独立的、凭靠自身能力从而实现自为性生存的个体人。然而，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必须受制于整个物化的制度体系与工业或后工业文明体系，因而个体仍然不过是在经济独立的外表支撑下的、缺乏创造性与自由个性的生物性和机械性的人。刘易斯·芒福德曾分析道：“这样的文明最终只能造出群体的人：不会选择，不会临机应变，不能自主地活动；这类人至多只能可悲地对单调的工作表现出耐心，显得温驯、守纪律；而当选择愈来愈少之时，他们也就变得愈来愈不负责任；在广告及现代商业销售的影响下，或者在极权或半极权政府宣传和计划机构的支配之下，纵使不是完全那样，他们最终也会成为条件反射支配的生物——这是最理想的类型。”[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