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本不可避免，如同对象化一样，物化是人确证自己对象性存在的方式。但是，一旦物化状况无视人甚至于直接与人对立，或者对象化直接表现为对象的丧失，那么物化就会导致人的活动与人性的疏离，即异化。现代人的异化状况已被看成一种事实性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日益发展的自我意识能力，另一方面也与现代人面对的日益尖锐的生存悖论有关。不过，这都是从对异化的理解方面而言的。我们说异化不断加深，说的正是仍在深化着的历史性的人的异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系统日益使人物化，另一方面物化的生活不断把人驯服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工具。现代性的目标之一是要解放个性，使个性得到充分彰显，但现代性的过程却是个性整体化为一种宏大的文化工程，这一文化工程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协调与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抑制个性的彰显显然被看成一件正常合理的事情，甚至于被认为能为个体所自愿接受。也就是说，个体自愿接受整体性的约束日益成为他获得和实现生存的条件。如果个体难以实现与群体的整合，就必须接受或主动进行心理与精神治疗，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或愿意接受这种治疗，那些难以接受治疗的人往往会成为或主动选择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边缘人的出现是颇有意味的，他们的出现既是基于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是表征着一种文化类型。用传统的异化观点来分析边缘人虽然不无根据，但多少有些偏狭。这里已经涉及当代人异化的新的类型——总体性异化。
按马克思的看法，异化乃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及其产品的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对立，关键是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显然是从经济关系的异化入手来分析异化现象的。看起来，经济关系的异化是人的异化的根源，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关系的异化得以克服，是否就意味着异化的根除。当代人的生存状况表明，异化是人自身生存关系的总体性异化，而经济关系的异化则应当被理解为人自身生存关系的总体性异化的必然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