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胡塞尔的理解，自然科学的使命与意义源于某种纯主观的经验，而自然科学的成果则在于从这种主观经验出发达到某种尽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性，但这种理论追求本身也可能导致自然科学遗忘其经验生活的源头。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不过就是哲学理性自明的基础，这一基础隐含于哲学理性之中，但却为近代自然科学所遗忘。“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基础”[20]。“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unsereallt?glichelebenswelt）。伽利略的后继者，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家，也都很快继承这种代替。”[21]胡塞尔看到，近代科学的危机并不是科学学科自身的危机，而是文化危机。是人对人自身生存意义理解的危机。“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的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22]
在胡塞尔看来，19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人已经把自己的世界观全部让位于实证科学，并且“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探问事件对于人生有无意义”。但是，胡塞尔更为不满的是海德格尔及萨特的生存主义哲学那种随意散漫的、非理性的感性诉求方式。哲学家胡塞尔更愿意把由近代自然科学导致的文化危机与人自身的危机归结为理性的危机，生活世界本身乃是哲学理性的自明的基础，然而，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的牵制，哲学理性却逐渐疏离了生活基础，某种思想时尚中的非理性浪潮，则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哲学理性的信念。胡塞尔的目标很明确，这就是要达到对人的理性的、全面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认识。“如果人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的哲学问题，那么人在这个问题中是作为一个理性的生物；如果人的历史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式的特殊哲学的问题，那么它所涉及的就必定是历史中的意义和理性。”[23]在胡塞尔看来，如果说实证主义丢掉了人的理性规定性的一半的话，那么生存哲学则从根本上丢掉了人的理性规定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强调其生活世界存在的意义。首先，生活世界是一个根植于原初的经验的、自明性的领域，是可以直观到的并构成一切思想的基本地平。“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一切可设想的证实必须追溯到这种自明性的模式中去，因为事物本身（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处于直观之中，是可主体间地被我们实际经验和检验的东西。它们不是思想的下层结构，而思想的下层结构只有追溯到这样的自明性中去才有权说自己是真理，才能具有实际的真理性。”[24]生活世界从根源上看就是前科学的，同时也是前哲学的日常生活世界，科学与哲学的演进本身也存在着一种回返生活世界的可能性与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