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概念的兴起可以看成当代人总体性异化的一种理论回应。不过，作为一种理论自觉，这一回应并非始于当代，而是已经酝酿于近代思想中。
对近代人而言，宗教的解答与内在论唯心主义都已渐渐失去解释效应。与之相应，自然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直接构成世界及其存在。但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绝非自在的自然界，而是基于某种机械进化论呈现出来的自然，是科学化的自然。然而，由于“机械进化论要求把人完全同化于自然，同化于毫无内在的聚合原则、不具备自身自发性的自然”[19]，这种自然又不属于人化世界中的自然，而仅仅只是某种外在的、可以通过科学去发现和认识的客观规定性。而它之所以被赋予客观性，一方面是因为自然本身作为认知对象具有客体性，另一方面又是因为自然作为事实性存在是优先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并且在此意义上也否定了人作为主体的意义优先性。事实上，表征着人生存的特殊性的心灵、经验、感性等都被锁定在自然条件之内，自然客体性以其铁的规律性侵入人生存的感性领域，一切都被纳入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中。自然通过一种认识论上的客体性从而承担着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功能，但认识论模式中的自然恰恰又是一个介于感性与超验性之间的知性范畴，这样一种范畴当然是难以承担起本体论功能的。
从思想史上看，近代意义上的自然并没有起到替代宗教或唯灵论从而成为人的精神支柱的作用。当康德在强调人为自然立法这一认识论转向主题时，一方面确定了自然人化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强化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进而潜存着一种片面的自然观念。康德在现象界中讨论自然问题并不关涉生存论，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生存论意义并没有得到深入思考，而且当康德把存在论与生存论问题集中于实践领域时，自然被直接剥夺了存在论与生存论意蕴。在康德之后的自然观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存论指向性，对存在论也同样不予深究，另一方面则把对世界的科学化解释看成对世界意义的全部解释。这种倾向本身就是整个19世纪思想的主导倾向，而且在20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体现。
所谓自然的态度应当是某种自然而然的态度，这源于自在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应当受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尽可能少的中介性干预。然而，自然世界科学化，尤其是技术化以后，自然的态度已不可能免除这一干预，甚至人与自然的根据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交给科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后的自然主义已经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态度，而是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客体主义，在文化诉求上则表达为人文主义。对上帝创世说的理性的否弃以及对自然的祛魅使得近代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合而为一。然而，当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造就一种新的、可称之为现代性的思想平台时，却忽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世界。对超验性的弃绝、对科学的盲从、对人文的热衷往往遮蔽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