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大程度上说，对认识论哲学的反叛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自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就已经开始了。康德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并提供了意识分析的典范形式。意识分析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克服了忽视人的感性活动的形式逻辑，进而发展出了一种能够贯注直觉内容的先验逻辑形式，所谓直觉内容实际上正是一种生存理解。康德把作为知性活动的纯粹理性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论证和解释，另一类则是探讨知识的来源及其创生活动。在康德看来，由于形式逻辑“抽掉知性的一切内容，即抽掉知识对于对象的一切关系，而只考虑任何知识对其他知识的关系中的逻辑形式”[1]，因此它只属于第一类理性活动。但以往逻辑学的弊端就在于用这一类活动代替了整个知识活动，虽然知识的来源问题属于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争论的中心问题，但仅仅立足于形式逻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是康德提出先验逻辑的目的所在。
但是，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把纯粹理性活动区分为两类活动，意味着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分离，而这实际上否定了形式逻辑在论证关于知识来源问题上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舍弃了形式逻辑，先验逻辑才在关于知识来源的探讨上得到运用并成为认识论哲学的中心问题。但先验逻辑是否能够与形式逻辑分开，显然是一个问题。第二，用先验逻辑探讨知识的来源与知识的创生活动，这一活动包含着构成知识内容及其形式的直觉因素。但直觉的根据是什么，仍是需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康德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仍然是知性，他用想象力来沟通先验逻辑与直觉，但想象力本身被看成盲目的，其规律需要由知性提供。而知性本身又是需要解释的范畴，而且最后又是诉诸先验逻辑。这样一来，想象力从形式上看充当着先验逻辑与直觉之间的中介，但其实又是偏向于先验逻辑的。促使康德将逻辑与直觉分离开来的仍然是知性思维。
知性思维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思想从对对象以及自我的规定性中剥离开来形成一种抽象的思维形式，并且反过来又与人自身的生存相分离。在《精神现象学》中，知性是在意识发展经历了感性确定性和知觉两个阶段之后达到的最高阶段，即“形成概念的意识或用概念来把握对象的意识”，是“自在地存在着的真理”，是“无条件的共相”[2]。而知性思维的弊端则在于坚持知性关于知识与意识的先验的和绝对的逻辑规定性，把“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和存在的东西”[3]。通过概念的普遍性来构造世界的普遍性，是知性思维设定的一个教条，但概念的普遍性恰恰忽视了人对自身生存的直观。要敞开生存直观，必须从理路上超越知性思维。与康德把人的认识基础归结为先验逻辑不同，费希特直接把人的知识基础归结为“创造的想象力”，想象力则被规定为在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自我在综合中的活动能力”。这就是说，所谓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就是通过想象力实现的。“通过想象力，它是统一矛盾双方的东西，自我与非我现在可以被完全统一起来。”[4]在费希特看来，概念本身就来自于想象力，概念不仅表达想象力活动的内在机制，而且也要求通过想象力反映出来。对于费希特而言，逻辑就是想象力的内在表现形式，而在康德那里，逻辑是优先于想象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