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并没有消除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不协调与悖反。事实上，不像传统时代那样往往要避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现时代的思想首先就把这种不协调及悖反当作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问题，进而致力于实现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建设性理解、沟通与反省。
现代思想致力于从不同层面破除关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二分的教条。考察哲学史，我们发现造成精神与物质二分的关键在于精神与物质都被视为某种实体并且与生活本身疏离。作为现代思想的开端，马克思的卓异之处在于从生活出发理解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马克思确实强调作为物质生活条件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马克思强调从人的生活去看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本身。这里的“人”，即“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人的生活”即通过对“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的历史直观，并通过“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确立起来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因此，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乃人生活的内在矛盾，经验与超验、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则是人生活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也只有在对生活形式的合理批判与理解上，才可能形成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矛盾的合理理解，对生活的批判与改造活动不过是形成这种合理理解的门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大量使用的生活及实践概念，已经提出了关于生活观念的变革问题，在此基础上也先行提出了生活世界问题。
对不同阶级而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逐）往往成为确证其身份的表达方式，在这种表达中，物质生活看起来似乎被忽视了，但实际上却对精神生活的样式起着根本的支撑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说来是形式的，为了确证身份而呈现的精神生活当然是流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但中上层阶级却恰恰赋予这种流于形式的精神生活以某种艺术与教养内涵，并指责下层阶级没有享有这种高级精神生活的素养，比如当看到一批批患瘰疬的、肺痨的贫民时，就会指责这些人“缺乏形上学的精神追求”。下层阶级物质生活的匮乏可能妨碍他们获得精神生活的创造与享受，但这都是从形式上说的。就生活的体验而言，个体的物质生活过程与精神生活过程并不是分离的，艰难的物质生活往往孕育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与丰盈的艺术成就，关键在于个体对生活的理解与信念。事实上，从修养上指责下层阶级缺乏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能力，恰恰是上层阶级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艺术活动当成上层阶级的专利，另一方面则把艺术直接当成艺术时尚，而忽视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而恰恰是这一关联真正确定着艺术的内涵与品质。某些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思想内涵与感染力，并不在于缺乏文明教化，而在于缺乏对生活的关怀与深度思考。因此，如果非要在现实关怀与修养二者之间作一个排序的话，恐怕前者更为主要。
列夫·托尔斯泰曾对某种贵族主义审美倾向作过如下批评：
如果我有权利这样想：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理解和不喜欢我所认为无疑是优秀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的修养不够，那末我也没有权利否认：我之所以可能不理解和不喜欢新派的艺术作品，只不过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修养。如果我有权利说：我和大多数跟我有同感的人之所以不理解新派的艺术作品，只是因为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什么可理解的，因为这是不好的艺术，那末，不理解我所承认的优秀艺术的更大数目的人——全体劳动人民——就有同样的权利说：我所认为好的艺术其实是不好的艺术，在这种艺术的作品里没有什么可理解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