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基础上的。它包括两个主要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72]也就是说，本·阿格尔是从两个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的。具体来说：第一，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同生态危机的关系看。阿格尔认为这种扩张主义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需要，从而必然会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扩大生产规模。其二，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是靠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会走向一种过度生产。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会遇到有限生态系统的限制，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就是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第二，从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看。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73]。异化消费的形成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制造和人的生存无关，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牵引和控制了人的消费需要，把人们引向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其二，工人阶级为了逃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以及受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广告对人们不断追求消费的操纵，人们就到消费领域寻求幸福和自由的体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环境问题。通过指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阿格尔强调，当代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来自于由有限生态系统所确定的人的需要与商品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说，它包括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之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74]通过上述三个步骤，人们认识到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并对资本主义关于物质永远丰裕的许诺感到期望破灭，进而对异化消费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75]。
阿格尔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既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坚持从这一内在矛盾理论出发，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同时它又强调“现代危机理论如果不与争取集体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充满生气的自愿斗争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就不会收到效果”[76]。因此，他批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损害，看不到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然也无法把当代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那么，如何利用当代危机理论，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呢？阿格尔的看法是应当把哈贝马斯提出的国家职能合法性危机理论同生态危机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改造，使之不断走向“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通过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和个体价值观的重塑，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