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进入了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但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克服由这一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危机，只不过其危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70]具体说，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和生态领域，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和“生态危机”。事实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变化，并且开始着手建构马克思主义新的危机理论。以哈贝马斯、米利班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着力探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以莱斯和阿格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着力探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阿格尔强调，上述两种危机理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探讨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生态危机理论和由考察资本主义国家作用所形成的危机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国家理论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小规模的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则为国家问题研究人员提供理想的因素，使其越过资本主义看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危机理论比国家理论更注重于理想和未来，因为国家理论主要涉及的是表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和权力的结构。”[71]那么，阿格尔是如何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