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幽灵，并没有掩饰他个性上的瑕疵，而是更为彻底地揭示了他的人格和哲学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作用。维特根斯坦的个性瑕疵在他写于1914—1916年战场上的笔记中可见一斑。他的个性通常被描绘为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对他人充满了猜疑和不解，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接纳。但我们从他的非常私人的笔记中却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说这些笔记是“非常私人的”，是因为它们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的：维特根斯坦采用了倒写字母的方式。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这些内心独白，可这种方法本身却也存在着为他人解读的可能。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反对的私人语言一样，他的这种记录方法也并不是一种私人语言。其实他非常希望他人能够理解他的这一番苦心，但又总是对他人怀有戒心，所以就采用了独白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像记日记一样记录下来，让笔记本成为与自己对话的“他人”。这种习惯不同于我们通常的记日记。我们的日记总是记录自己每天的思想和工作情况，而维特根斯坦的笔记则是他所有思想的记录，是他与自己对话的形式。据说，他从小就有做笔记的习惯，早在启蒙时期，他就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记录下来，最初是以日记的方式，后来就变成了随时记录的习惯，无论走到何处，他身上都总是带着一些纸笔，把自己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笔记做个整理，将认为有保留价值的东西重新记在统一的笔记本上。所以，我们后来才会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最后财富就是他用来装笔记本的几个大箱子，他的后来思想也都是通过这些笔记本得以保留的。
我们从他的笔记中不仅看到了他的思想发展踪迹，而且了解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对人对物的看法，他对待生活的认识，他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方式，等等。比如，他在1914—1916年的战场笔记中表露出了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对战争的厌恶，对死亡的恐惧，这原本是人之常情，而能够在这种厌恶和恐惧中战胜自我，才被看作是勇敢和坚强。但维特根斯坦天生怯弱，害怕与他人交往，对他人的反应又特别敏感，这些性格特点造成了他与他人之间难以沟通。同时，他优越的家庭背景和从小舒适的生活环境，又使他养成了养尊处优的习惯，因而对任何略微恶劣的环境就会自然产生本能的反感，更不要说他是被投入一个人类相互残杀的战场，投入被称作人间地狱的死亡边缘。所以，他在1914年8月10日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当我醒来时，就如同是一场梦一样，我好像突然又令人不解地坐在了中学的教室里。就我的地位而言，这也不无滑稽。我是以几乎令人滑稽的微笑来做那些最为低贱的差事的。”[1]他在笔记中反复表达过自己对战争的极度恐惧，同时，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又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打气，为自己壮胆。但对他来说，更为糟糕的是，他必须面对那些在他看来最为丑陋、肮脏的“战友”，面对他们对自己的数落嘲讽甚至“折磨”。所以，他写道：“和以前一样，被战友们折磨得很痛苦。我仍然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付他们的行为方式。我还没有下定决心采取完全被动的态度。这或许是一种邪恶，因为相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我是弱软无力的。如果我进行反抗，那么我只不过是在徒劳无益地消耗我自己。”[2]所以，他对外在的环境基本上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就是说，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才能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继续哲学思考。
但维特根斯坦的内心似乎又并不满足于这种不抵抗的现状，因为在他看来，自由的思想需要外部的环境来保障。没有好的环境，当然无法进行哲学上的思考，就像他在战船上随时都要听从命令，不可能使自己有充裕的时间来写下自己的思想。他的许多想法也往往与他的性格一样，处于矛盾之中。他就曾这样明确地写道：“现在在我之内这样两种状态交替出现：其一是这样的，在其中我漠视外在的命运；其二是这样的，在其中我又渴望外在的自由和安宁，因为我已经厌倦这样的事情了：必须没有自己的意愿地执行任何一项命令。对最近的将来的事情完全没有把握！简言之：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在其中我不能只是生活于现在之中，不能与精神生活在一起。人们应该将生活中的美好的时刻看做恩惠，怀着感激的心情去享受它们。在其它的时候则采取较为漠然的态度。”[3]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也是一种我们所谓的“阿Q精神”，一种自我安慰的办法。据说，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自我安慰心理不仅存在于他的笔记里，而且体现在他的某些行为中，如对外在的打击采取躲避或经常做白日梦等。这些也使得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形象总是自傲孤僻、不可接近。
人们常说，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如同他的哲学一样是个矛盾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也多少存在矛盾之处吗？维特根斯坦性格中的这种矛盾，不过是集中体现了他的个性冲突，而且由于他的哲学名望而被凸显出来罢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他的性格瑕疵而在评价他的哲学时由此及彼，也不必因他的为人处事而对他的人格说三道四。正如古留加在评价康德时所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的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4]我们关心维特根斯坦，也就是关心他的著作，关心他的思想。历史证明，任何试图以哲学家的个性弱点消减他思想光辉的做法，都只能为后人所不齿。
哲学家思想的伟大与他个性上的弱点并不构成矛盾，唯一的麻烦是，他的个性弱点往往由于他思想的伟大而得以彰显，甚至遭到某种程度的夸大。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以致他“盖棺”约70年，还没有对他形成“定论”。所以他的灵魂不散，所以他的幽灵始终伴随着西方哲学。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是海德格尔。虽然海德格尔不是由于个性矛盾，而是被卷入了更大的政治旋涡，但人们对他至今同样无法“盖棺定论”。这是两位在当代西方哲学中都绝对属于“重量级”的哲学家，可却有着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身后之事。海德格尔著述等身，哲学上的地位绝不会因他的政治立场而发生动摇，但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的哲学不仅由于他的个性而被大打折扣，而且人们对他的哲学本身似乎也存在着某种“信任危机”。但有一点却是任何人都不会忽视和否定的，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的，他的哲学无处不在，是当代哲学无法逾越的一步。在这种意义上，我就更愿意把这种哲学看作一种训练，一种训导，一种准备工作，一种“指导思想”，指导哲学家们应当如何去做哲学。这样，它就绝不是千万种哲学理论中的一种，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祷文。它更是一个幽灵，一个游**在西方哲学舞台上的幽灵，在冥冥中引导着西方哲学走向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
[1] 韩林合主编：《维特根斯坦文集第1卷：战时笔记（1914—1917）》，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 韩林合主编：《维特根斯坦文集第1卷：战时笔记（1914—1917）》，1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 韩林合主编：《维特根斯坦文集第1卷：战时笔记（1914—1917）》，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4] [苏]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