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属于个人心理上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需要一种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氛围。石里克反复请求与他会面，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的自负心理；而维也纳小组的主要成员向他请教问题，这更是他作为思想权威的重要标志。因为他知道维也纳小组中的某些成员（如纽拉特）对他的思想持批判态度，所以他坚持不参加小组的正式讨论，而只与小组的个别人交流。这也反映了他更愿意做思想领袖而不愿意接受批判的心态。
[16] [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4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7] [英]艾耶尔：《维特根斯坦》，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8] 如果石里克不是在1936年突然遇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也不会终身保持。
[19] LudwigWittgensteinandFriedrichWaismann，LudwigWittgensteinundDerWienerKreis，，Oxford，Blackwell，1967，p.5.
[20] [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4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1] LudwigWittgensteinandFriedrichWaismann，LudwigWittgensteinundDerWienerKreis，，Oxford，Blackwell，1967，p.11.
[22] LudwigWittgensteinandFriedrichWaismann，LudwigWittgensteinundDerWienerKreis，，Oxford，Blackwell，1967，p.15.
[23]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1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4] LudwigWittgensteinandFriedrichWaismann，LudwigWittgensteinundDerWienerKreis，，Oxford，Blackwell，1967，p.13.
[25] FriedrichStadler，TheViennaCircle，StudiesoftheOrigins，DevelopmentandInfluenceofLogicalEmpiricism，WienandNewYork，Springer，2001，p.19.
[26]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118—1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7]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8] 这主要是因为纽拉特是维也纳小组中对他的思想最为激烈的反对者。
[29]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87—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0] [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4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1] 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4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2] [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3]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1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4] [英]艾耶尔：《维特根斯坦》，2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