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思想交流的主要话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有一些令人关注的个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些思想出发点上有着一些在后人看来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看似相似的出发点却引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显然都足以引起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哲学界，较早关注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系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弗莱斯达尔，他在1958年的著作《胡塞尔与弗雷格》中就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对胡塞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弗莱斯达尔的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哲学家所罗门（）就在1970年的文章《含义和本质：弗雷格和胡塞尔》中强调了两者之间在意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同时表示，在胡塞尔与弗雷格之间有一场“痛苦的遭遇”。对胡塞尔与弗雷格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印度裔美籍哲学家莫汉蒂（），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与弗雷格：对阐明现象学哲学起源的贡献》一书，奠定了他在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对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对这两个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寻求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之间的共同话题。这些文章引起了哲学家们的重视，他们开始讨论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由此促使西方哲学家们试图填补这两个哲学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刻鸿沟，从事此类研究的哲学家有冯·赖特、哈贝马斯、施太格缪勒（）和罗蒂等人。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解释，都表达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对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但他们在反心理主义以及追求思想表达的严格性上却是志趣相投；同样，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流，但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却是入木三分。这些都使得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阿佩尔和罗蒂都把这棵“大树”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则将其看作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求。从逻辑上看，早期分析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理论术语的经验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直接的证实方法就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要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论束缚，希望通过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他们的不同在于，维也纳学派希望得到对经验命题意义的澄清，而胡塞尔则希望得到关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描述。当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看作具有相同的哲学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弥漫于整个20世纪的关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公认说法。我们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寻找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其次，确立分析哲学与诠释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和诠释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在理解和说明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某种互补的作用。1968年阿佩尔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想，即在科学主义与诠释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可能性。他把科学理论不仅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中的科学概念，而且理解为包括了诠释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精神活动产物。他所谓的“认知人类学”是指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探究，这样的条件不仅指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条件，而且是使一个科学探究有可能成为有意义探究的所有条件。在这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始终倡导或追寻的条件，而后者则是诠释学致力于探究的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激发了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诠释学方面，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竭力表明，把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森严壁垒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说明之中，的确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意义和重建理性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并扫清了道路。分析哲学家则更加关注如何以诠释学的方法探究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等问题。这些哲学家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解释过程中，意义优先于技术，实践优先于理论，具体情况优先于抽象论述。他们特别强调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同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与诠释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把科学哲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结构的揭示，因而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意义、实践和具体情况就构成了科学解释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弗莱斯达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精神活动，而诠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的主题上都是相似的，这个主题都与意义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不仅在诠释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一些共识，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合作。1993年欧洲大陆成立“诠释学和科学国际学会”（TheInternationalSocietyforHermeneuticsandScience），该学会最初只是由一些专门研究诠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联合组成的学术团体，但很快吸引众多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参加。该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诠释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目的是用诠释学的方法处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讨论无疑推进了分析哲学家与诠释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