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
“语言的转向”为西方哲学带来的不仅是分析哲学的产生，而且引导了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深刻关注。从总体上看，传统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认识基本上是持一种工具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关注语言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但经过了“语言的转向”之后，哲学家们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一种表达工具，而是更多地关注语言表达与思想本身的密切联系。这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那里都有不同的表现。
在英美哲学中，哲学家们直接关注语言的逻辑性质，把思想看作是语言表达本身。这种认识开始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就明确地把思想看作是具有意义的命题，从命题和语言的层面揭示思想的性质。所以，石里克把维特根斯坦称作推进语言转向的第一人。“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英美哲学进入了分析的时代。这里的“分析”并不限于我们通常知道的“逻辑分析”，而且包括了对概念作用做出详尽刻画的“概念分析”以及对语言用法做出描述的“语用分析”等等。“语言的转向”为英美哲学带来的不仅是分析哲学，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这就是“语言哲学”（philosophyoflanguage）。如果我们把分析哲学理解为一种哲学思潮的话，那么，语言哲学就是由此诞生的哲学学科。一种哲学思潮的存在往往是暂时的，而哲学学科的存在则是恒久的。正是由于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才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分析哲学的思想才得以为更多人所熟悉，分析哲学的方法也才会在更多的人那里得到应用。
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是与他们的哲学立场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哲学立场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语言问题在他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与英美分析哲学不同，欧洲大陆哲学对语言的理解更多地是融入他们的思想之中，把语言看作是他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观察的研究对象。这的确反映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不同的哲学旨趣。在英美哲学家那里，语言是如同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被看作是可以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进行处理的客观之物。正是出于对语言的这种冷静态度，弗雷格和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才会提出在哲学研究中放弃使用日常语言，建立一种完全人工的理想语言，并把建立这样一种语言看作是哲学的重要工作。也正是由于英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这种科学式态度，才使得他们可以用纯粹形式的逻辑手段对原本活生生的思想本身做出冷静客观的“剥笋式”分解，试图由此找到思想的真正根源。与这种冷静态度和科学式处理方法相反，欧洲大陆哲学家始终把语言看作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看作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当胡塞尔以逻辑的方式探究意识活动的内在机制时，他心中的逻辑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逻辑，而是隐含在我们思想过程中的理性规律；当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居所时，他想到的语言当然不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日常语言，更不是被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形式语言，而是存在自身的表现方式。同样，伽达默尔对语言解释的分析大多是哲学本体论上的，而不是方法论上；他的方法概念完全是为追求真理服务的。
当然，对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比较考察，目的并非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在哲学传统上原本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哲学方向。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两种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旨趣迥异，但它们在以下重要方面却异曲同工，而这些方面恰好表现出它们对语言的共同兴趣。
1.意义与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