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虽然在哲学的基本理念上与他的老师胡塞尔分道扬镳,但在追求哲学的科学性质上却是与他的老师一脉相承的。早在写于1924年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把追问存在者的存在规定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就必须确立这样的哲学是超越于经验科学的。他这样写道:“一门科学的所有老问题对象都以事情区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情区域借以事先得到领悟(这一领悟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同样先行对事情区域本身作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和‘根据’。……这种研究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它也能够做到这一点。”[17]这里的“事情区域”其实就是他的老师胡塞尔所谓的“实事本身”。在他晚年的著作和讲座中,海德格尔多次强调了他关于“面向思的事情”的思想与胡塞尔的“面对实事本身”的思想之间的直接血缘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哲学都关注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通常理解的“事情本身”或“实事本身”。但这样的关注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改变,科学在规定了事情的样态之后却遗忘了事情本身,而哲学也正是在这种遗忘中消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哲学终结之处,我们才能重新唤起对事情本身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思”的开端。如果从胡塞尔的严格科学的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正是一种新的哲学科学的诞生:“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18]显然,这仍然是一种对哲学的科学性质的规定。
然而,这种按照科学的方式去理解哲学的愿望,在20世纪70年代后却遭到了西方哲学家们的抛弃。哲学家们普遍意识到,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哲学都是在试图把哲学看作一种非常神圣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科学原则和理论,无论是像胡塞尔那样把它看作是“严格的科学”,还是像维也纳学派那样直接根据科学的模式重建哲学。所以,在当代哲学家看来,虽然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作为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在思想方式上,它们都秉承相同的传统,这就是强调哲学的唯一性和普遍性特征。这种传统意识受到了当代西方哲学家的批评,这在英美哲学中以罗蒂为代表,而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的代表则是伽达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