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那里，所谓“知识”指的是广义的savior（一切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知识都包括在内，但后者更为重要），而不是狭义的connaissance（主要指科学的知识或规范的知识）。在他看来，知识体现为“词”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里的“词”当然是指语言或话语，而“物”主要是指各种层次的经验。真正说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区分，即一个是表象者，一个是被表象者。相反，两者都具有物质性，都是物质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福柯认可《词与物》在英文版中采用《事物的秩序》这一标题。这意味着，“词”其实就是事物的一部分。经验要上升为知识，而这涉及它如何被述说的问题。福柯的考古学尤其针对的是人文科学话语，旨在探讨人文知识之所以可能的话语条件。也就是说，它力图重新发现人文知识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这些知识是在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形成的，具有什么样的话语前提。这其实体现为各种物质性力量的相互作用。由于考古学不指向知识的外部，因此这里涉及的不是外部物质力量，它指向知识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知识的话语构成，并因此表现为一种话语分析或话语描述，而话语本身具有物质性的力量。福柯抑制了他最初对非话语实践或社会、政治、制度之类的兴趣，完全转向了话语领域。他并不想评判知识是否真实地表象了外部对象，而着眼于所谓外部对象是如何被纳入话语形态中的。福柯“对所有形式的还原论的质疑和悬搁，表现了他对一部作品或全体作品与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关系缺乏兴趣”[27]，他“抑制了他对社会制度的兴趣，几乎完全专注于话语、话语的自主和话语的非连续转换”[28]。
福柯并不着意于人们要用话语来有意识地表达些什么，相反，他旨在揭示话语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考古学探索的就是知识中的这种无意识层次。在《词与物》的英译本序言中，福柯这样写道：“我打算揭示知识的某种实证的无意识——这是一个逃避研究者的意识但却构成科学话语的一部分，并且不会质疑科学话语的有效性，不会寻求削弱它的科学性质的层次。”[29]他特别强调所谓“实证的无意识”，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家或学者都无意识地运用某些相同的规则来处理分散领域的“词”与“物”的关系。在他对古典知识的分析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获得了体现：“古典时代的博物学、经济学和语法学共同拥有的东西确实没有呈现在科学家的意识中；或者说，意识方面是表面的、受局限的，并且差不多是纯粹的虚幻……但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博物学家、经济学家、语法学家们运用了一些相同的规则去界定专属于他们自己研究领域的对象，去形成他们的概念，去构造他们的理论。通过隔离出一个我或许有些任意地称为考古学的层次（作为它们的处所），我要揭示的正是这些形成规则，它们从来没有获得清楚的表述，只能透过极端不同的一些理论、概念和研究对象才能被洞察到。”[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