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思想的发端时期，话语在他的思考中还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大体上说，他最初关注的是话语与社会、政治、制度等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中，话语显然是某种受动的、受支配的从属力量。在他思想的随后发展中，伴随着考古学方法的成熟，话语的内部关系获得重点描述，话语问题也逐步成为首要的主题。一切关系都被纳入话语领域内进行探讨，社会、政治、制度之类不过是构成话语体系的要素，而话语本身成为积极的、主动的支配性力量，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在福柯思想的后期，他启用了一种旨在解释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关系的谱系学方法，这种方法与考古学方法没有根本的冲突，只不过强调了描述和解释的结合，强调了话语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结合。在这一视野中，话语被看作是某种事件，它具有与外部事件同样的价值、力量和地位，话语的物质性方面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我们不妨以福柯的考古学阶段为重点描述对象，借以揭示话语的物质性层面。与梅洛-庞蒂区分两种形式的散文，开始重视语言的物质性方面，但并没有因此走向极端不同，话语的物质性在福柯那里获得了极度的张扬。
我们通常所说的考古学带有十分强烈的时间指向。它针对时间的既往形态，旨在挖掘历史遗物并对之进行清理和研究，力图让遗物诉说“过去”的故事，即“从这些文献所说出的东西——有时是含蓄地说出的东西——出发，重建这些文献由之发源的、目前已经在文献后面消失久远的过去”[24]。这明显是要让遗物观念化，或者说让它上升为精神性的东西，让它成为我们与过去沟通的桥梁，成为唤醒集体记忆的力量。而在福柯那里，以知识为目标的考古学却大不相同，“我以文字游戏的方式使用它，指的是对档案的描述，而绝不是发现开端或让过去的骸骨重见天日”[25]。福柯式的考古学关心的并不是时间问题，就算关注时间，也并不特别指向过去，它完全可以针对当前。也就是说，它冻结了时间，静态地考察某一时间段内的知识状况，让具有观念性的精神产品转变成纯粹物质性的产品。它要让文献显示它们自己的存在，诉说它们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说出别的什么来，即它寻求在文献组织自身之内界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系列、某些关系。通常的考古学工作让挖掘出来的“文物”成为会说话的“文献”，而福柯却要让“文献”变成沉默的“文物”[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