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不再从认识的角度来对待文字问题，或者说科学本身应该受到质疑。于是他经济地、策略地诉诸海德格尔的“思想”概念，而不是传统的学科或科学概念。然而，“在某种方式上，思想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文字学，这种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在场中”[76]。与其强说不可说的东西，还不如沉默。文字即沉默。于是，学者们应该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开启一种针对“沉默”的考古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逻各斯中心论的历史，尤其是声音中心论的历史，“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经由莱布尼茨），还超出这些明显的界限，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总是把一般真理的起源归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之真理的历史已经是对文字的贬低，是把它排斥在‘充分’言说之外”[77]。这显然把从古代哲学直至后现代哲学之前的历史都纳入了声音中心论的历史。在另一个地方，德里达则重点指出了早期现代哲学直至后期现代哲学的情形：“在古典的哲学建筑术中，声音首先出现，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它在一个从法律上看决定性的点上提出了声音及表音文字在西方历史关系中的优先性问题，就像它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在形而上学历史的最现代、最关键、最审慎的形式，即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78]一切文本都表现为书面形式，但我们总是以“某某说”来表达，于是“文字”在喧哗声中沉默了。
逻各斯的本意是言谈，而在实际使用中含义很广泛，尤其与逻辑联系在一起，谈论、说明、思想、理性、公理、判断、概念、定义都包含在内。德里达认为，不管在前苏格拉底意义上还是在柏拉图哲学意义上，不管在神的无限理智意义上还是在人类学意义上，不管在前黑格尔主义意义上还是在后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界定都与逻各斯的要求或在逻各斯血统中思考的理性的要求不可分割。他尤其关注“言谈”这一含义，逻各斯中心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调声音在表达思想、意义方面的优先地位的西方思维。他认为，这种逻各斯与音素的原初的、根本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解释说：“语音的本质直接接近于在逻各斯的‘思想’中与意义相关联者，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说出意义、‘汇集’意义者。”[79]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言语看作是心灵状态的符号，而写下来的词是说出来的词的符号，因为声音作为第一符号的产生者，与心灵有一种实质的、直接的接近，“作为第一能指的生产者，它不是众能指中的一个能指。它意指本身通过自然的相似而反映或映照事物的心灵状态。在存在与心灵，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表达或含义关系；在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一种约定的符号化关系。最初的约定，那种与自然而普遍的指称秩序直接相关的约定作为口语产生出来。书面语言则将那些在它们之中与别的约定相关联的约定固定下来”[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