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这样写道：“既然这些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今动摇它们构成其一部分传统所必不可少的，我们就没有必要轻易地放弃它们。在封闭的内部，通过一种倾斜的、始终危险的运动，冒着不停地重新落入它要解构的东西之内的危险，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地谈论这些批评的概念，指出它们的有效性的条件、环境和限度，严格地指出它们对于它们承诺解构的机器的附属；与此同时，指出难以命名的、超越封闭的微光得以隐约见出的缝隙。”[63]他针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解构很好地表明了上述立场。在他看来，符号学的所有姿态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符号概念“既标志着一种限制，又标志着一种进步”，这是因为，“就算从它的根基和内涵而言，它整个地属于形而上学”，然而“它所服从的运作和置换也已经产生了去界限的效果”[64]。于是，在使用“符号”概念时，我们既要想到它的形而上学归属，并因此随时准备放弃它，同时又必须吸收它的“全部启发性和批判性资源”；这其实表明，诉诸符号概念“成为策略上不可避免的”[65]。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因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这个借自形而上学传统的符号概念具有“绝对关键的批判作用”，它“对立于形而上学传统”；另一方面，“在他继续使用符号的范围内，索绪尔不可能不遵循这一传统；对待这个概念就如同任何其他概念一样，我们不可能对它有一种绝对新奇的使用或绝对常规的使用”[66]。
针对任何文本，德里达都在其中选择一个如同“符号”那样具有含混地位的概念或词，通过让概念或词所包含的不确定含义充分运转，最终让该文本在通常意义上的主旨归于无效。也就是说，德里达通过在文本内进行一系列概念游戏（词源分析、概念嫁接、一词多义），通过让文本运转起来，从而开启了文本阅读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消解了单一意义的神话。真正说来，关键的是词的运作、文字的历险，意义不过是附属物。借助传统来突破传统，这在传统批评看来或许是一种悖谬，但解构批评认可这种悖谬。人们通常认为解构是完全摆脱历史的。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解构的概念、运作和风格的误解。解构批评家们其实承认，“解构自身并不能完全逃出西方形而上学，它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它要解构的文本的同样的问题和错误”[67]。概念歧义，使得传统含义得以保存，形而上学的阴影也因此始终存在。当然，我们在文本阅读中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共存，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其没有止境的运动。德里达并不是要促进对立两极的优劣地位之转化，而是让两者都进入游戏中，颠覆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关键之处是通过置换而开启两极之间的游戏。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词的物质性力量，而不是它体现的概念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