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运作就在于发现文本的自身解构性，发现文本包含着自身的异己，实际上是要让文本自己嘲弄自己，自己瓦解自己。这一切只有通过能指游戏才能够进行，而这意味着，“不是把能指用作开启通向真理之路的钥匙，而是用作干零活者或修补匠的工具——一种实用的手段”[62]。解构阅读是按这样的方式来操作的：抓住文本的矛盾和歧义进行重写，尤其是要抓住一些有歧义的概念或词语。德里达显然是玩能指游戏的高手。在《柏拉图的药店》中，德里达抓住的是柏拉图文本中的“药”（Pharmakon）这一概念；在《论文字学》中抓住的则是卢梭文本中的“增补”（supplément）这一概念；此外还有其他文本中的“膜”（hymen）、“播撒”（dissémination）、“符号”（signe）、“痕迹”（trace）之类的概念，它们和德里达生造的“原文字”（archi-écriture）及“延异”（différance）具有同等的“修补”功效。传统批评通常也会注意到概念或用词的歧义，但它的目标是消除歧义，恢复单一意义，以求让能指与所指对应，让符号表象观念或指称对象。解构批评相反地迷恋于概念歧义，通过把概念的多重含义一并置入文本，使得文本的单一意义消除了，从而动摇（重写）了文本的结构，也因此取消了符号的表象功能，让它恢复其物质性存在。上述这些概念或用词大多来自有待我们去解构的文本，因此更有工具效用，利用它们可以使文本得到更好的“重写”。
“延异”是德里达生造出来的一个不是词的“词”，不是概念的“概念”，不是符号的“符号”。它其实是对差异（différence）一词的创造性改造，它要表达的是概念或词的意义“播撒”。它代表了德里达对概念或词的一般看法：即任何一个概念或词都具有“延异”的性质。上面所说的“药”“增补”“膜”“原文字”“痕迹”都能体现这一点。这些概念具有共同性，甚至是相通的，它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只有在修补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延异”意味着意义的不确定性或“播撒”，这是某种一般的说法，在具体阅读作品时，德里达针对不同的文本，运用不同的词来进行解构。针对某个有待解构的文本，德里达把某个包含矛盾和多义的词作为重写的杠杆。例如，在《论文字学》中，他以“增补”及一些相关的词为杠杆，重写了列维-斯特劳斯和卢梭的“原文”。虽然“原文”还可以呈现，其实早已面目全非，而且“原文”也来自其他文本，和德里达重写的文本一样，处于某种寄生链条中。正因为如此，在对具体文本进行重写时，我们不一定需要启用新概念。换个角度看，为了动摇传统，我们不得不依赖传统。德里达启用“符号”“文字”之类的概念，但像海德格尔后期对待“存在”一样，他给它们打上杠子或者画个叉，借以提醒读者，我们可以使用某些借自传统的概念或词，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它们在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始终包含着让我们的解构归于无效并因此重回传统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