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以“解构”著称，而解构主要表现为一种方法，一种“读就是写”的文本策略。这涉及他对传统哲学、文学、诗学、修辞学文本的批评性阅读。在他看来，文本有其自足性和封闭性，“一个文本，除非它向第一眼，向第一个人掩饰其组成法则和它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不是一个文本”[57]。与此同时，文本又是开放的，它需要读者来掀开其面纱。但读者不是用心灵去领会它的思想，并因此实现精神**流，而是用眼睛去“割开”其组织和结构，并经由“伤口”填充某些东西，进行某种物质**流。有两类读者：一类读者在方法论上过于大胆，认为自己有权力或权利随便增添东西，然而“伤口”显然受不了；另一类读者由于方法论上的谨慎，什么东西都不敢增添，这同样有问题。德里达表示，两类读者同样“愚蠢”，同样“不育”，一个非常“不严肃”，一个则过于“严肃”。文本解构者既不是前者，更不是后者，他实际上是一个“修补匠”（bricoleur）。他利用文本中的一些现成的工具和零星废料，对该文本进行一些敲打或修补工作。任何文本都有一些边缘性因素，有一些可供寄生的“缝隙”，文本解构者挤进去，参与进去，使文本膨胀起来，活动起来，既增殖了文本，又削弱了它。
解构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突破逻各斯中心论传统的尝试，目标指向文字的命运问题，即文字相对于声音的地位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解放文字，并因此让语言从观念性存在回归到物质性存在的努力。由于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这种文本策略“不存在把文字中心论对立于逻各斯中心论的问题，甚至一般地不存在把一个中心对立于另一个中心的问题”[58]。在解构的进程中，不应该从外部对文本进行颠覆，相反，应该采取某种内部突破策略。这其实是针对体系的矛盾和盲点，在看似尊重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悄然的变革。按照斯皮瓦克（Spivak）的读解，德里达的策略就是，“找出有指望的文本，揭开难以确定的环节，以能指这一积极的杠杆使其松动，颠覆通常的等级，为的是置换它。消解，以便重构已经记录在其中的东西，坚果壳内的解构”；换言之，“解构出于这一愿望，通过支配文本而重新积极地利用文本，向文本指出它所不知道的东西”[59]。解构要求充分利用文本中的既有资源，唯有这样才能够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解构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或历史完全切断联系，因为它虽然指向被批评文本中“仍然起作用的形而上学的和修辞学的结构，但不是为了拒绝或抛弃它们，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描述它们”[60]。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构逻各斯中心论传统，解构必须先寄居其中，即“各种解构活动并不从外部触动结构”，它们“只有寓于这些结构之内”才是“可能的”“有效的”，才能“击中要害”[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