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伯朗士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一样，享有“大笛卡尔主义者”之名，甚至被认为是比笛卡尔本人还要彻底的笛卡尔主义者。也有人表示，他对笛卡尔思想进行了“最大胆的发展”，并因此是“笛卡尔主义的掘墓人”[29]。从总体情况看，他是忠诚于笛卡尔思想的，他对笛卡尔心身二元论进行了最完备的表述。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出发，马勒伯朗士认定“我是某种在思维的东西”，这个在思维的“我”，这个实体，不可能是身体，因为身体不能思维。[30]按照他的说法，人必须遵循不可变动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居于人的内部，但感官和想象却把人引向外部，引向身体、周围世界，甚至引向没有任何实在的想象空间；因此，为了成为真正的人，人必须“回到最深层的他自身，必须倾听内在真理，最大可能地让感官、想象和情感沉默”[31]。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始终追求的是精神生活，人应该纯化心灵，趋近神：“随着与神的联合的增加，心灵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明亮、更加强大、更加宽广，因为这种联合构成了它的全部完善。”[32]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勒伯朗士在许多时候脱离了笛卡尔主义的“正面立场”。梅洛-庞蒂告诉我们，“在笛卡尔那里，只有三个文本坚持统一，大量的文本坚持分离。在马勒伯朗士那里，心灵与身体统一的部分变成整个领域，即借助情感的认识领域”[33]。梅洛-庞蒂虽然没有否定马勒伯朗士思想的“正面”或“本来面”，但明显更加关注其有关心身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更加重视并且要利用其“另一方面”。
我们同时还应该关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看法。黑格尔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时表示：“笛卡尔哲学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具体物的原则。”[34]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不再从“意识”“良心”“理智”出发，而是从感觉出发来思考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把感觉和物质看作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把一切思维、一切道德方面的东西全都归结为感觉和物质，认为只是感觉的变相”[35]。这无疑强调了身体和物体的重要性。然而，就身体的性质而言，这些哲学家却发挥了甚至强化了笛卡尔的机械生理观。他们不仅认为身体是机器，甚至人本身也成了机器。按照笛卡尔的说法，人的身体是出自神之手的机器，安排得十分巧妙，做出的动作十分惊人，人所能发明的任何机器都不能与它相比。但我们不能说人就是机器，因为人与机器、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能说话，有理性能力。[36]拉·梅特里（LaMettrie）批判这种观点，他不仅认为人体是机器，而且表示，真正的哲学家都会同意，“从动物到人并不是一个剧烈的转变”，尽管人对于动物有优势，“但把人和动物列入一类对于人还是一种荣誉”[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