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沉思中，笛卡尔非常明确地断定了心灵和身体的分别，强烈主张心灵可以不依赖于身体而独立自存：“我确实有把握断言我的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而且，虽然也许（或者不如说的确，像我将要说的那样）我有一个身体，我和它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因为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分明的观念，即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身体有一个分明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维，所以肯定的是：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的心灵，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身体有分别的，心灵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9]笛卡尔关于思维与想象、理性与感性的区分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然而，他面临着一个困境：虽然说心灵和身体这两种独立的实体之间并没有什么实在的联系，可是，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协调一致。他写道：“人的心灵实在有别于身体，然而又和身体紧密结合得就像一个东西似的。”[10]“自然”或“本性”告诉我们，“我有一个身体，当我感觉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舒服；当我感觉饿或渴的时候，它就需要吃或喝”，自然“也用疼、饿、渴等等感觉告诉我，我不仅住在我的身体里，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而且除此之外，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就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11]。
按照笛卡尔的看法，我们确实没有直截了当地认识到疼、饿、渴，而是有了这些感觉，“所有这些饥、渴、疼等等感觉不过是思维的某些模糊方式，它们来自并且取决于精神和身体的联合，就像混合起来一样”[12]。这其实否定了我思的纯粹性，也因此把笛卡尔推向了自我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求助于一种超出两者之外的力量，一种无限的力量，那就是神。黑格尔在评价笛卡尔时表示，“现在要提出一个中介物，即抽象的东西与外在的、个别的东西的联系。他是这么办的：在两者之间放一个构成它们各种变化的根据的东西，以神作为联系的中间环节”[13]。这种倾向类似于莱布尼茨用“预定和谐”来解释两者的关系。按照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读解，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两种方式上来理解人，“人的双重自然：宽泛意义上的自然，作为纯粹知性及它所设想的一切；和我的限定意义上的自然，在心灵—身体复合物意义上的自然”[14]。前者指的是代表人的理智、思维方面的“自然之光”，后者指的是代表人的感性、本能方面的“自然倾向”。在多数情况下，笛卡尔关注的是前者，但有时也谈到后者。
